古汉语中状语后置现象.docVIP

古汉语中状语后置现象 　　摘要：古汉语中的“状语后置”现象，历来很有争议，这究竟能不能单独作为一种语法现象，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作者就此现象，通过一些实例，来简单说明，在古汉语中确实有状语后置的现象，并与容易混淆的补语和定语后置作一个比较。 　　关键字：状语后置 补语 定语后置 　　汉语的词序一般是固定的，一个句子基本是按“(定)主(状)谓(补)宾”的顾序来安排的。但是由于语言习惯和表达需要，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把谓语放在主语前的叫谓语前置，把宾语放在谓语前的叫宾语前置，把定语放在中心词后的叫定语后置。那么，有没有补语前置？没有，因为如果把补语放在谓语前，就成了状语。有没有状语后置？目前语法学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说有的，举出了一些例句，认为符合这种情况的就是状语后置；说没有的，认为一旦状语放在谓语后面就成了补语，正如补语放在谓语前就成了状语一样。而笔者则认同有状语后置的说法。 　　一、什么是状语后置 　　所谓状语，就是附加在动词谓语或形容词谓语前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成份，用来表示性状、程度、范围、时间、处所、肯定、否定等。杨春霖在《实用古汉语教程》中给状语后置的定义是：用“以”和“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一般用在谓语之前作状语，而古汉语中这种介词结构却常常放在谓语后面作补语。但是在理解这个所谓“补语”的成分时，我们应当把它认为是状语，在翻译时要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把这个部分提到谓语之前。因为我们说的是状语虽然后置，但仍为状语，与谓语仍存在修饰、限制关系。即语序虽改变，但原有的语法结构关系及语法意义不变，是句法内部的易位即成份变位，因而状语后置是属于句法内部的成份易位。 　　看以下一些例子： 　　1.例1 　　（1）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吕氏春秋?察传》 　　（2）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庄子?北冥有鱼》 　　（3）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钓于蹼水》 　　（4）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鸩，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以）苇苕。《荀子?劝学》 　　（5）吾闻秦军围赵王（于）钜鹿。《史记?项羽本记》 　　以上五个例子中着重号标志的介宾结构虽然都在宾语之后，却都起着修饰限制和补充说明功词谓语的作用，是典型的状语后置。④⑤两句省略了介词“以”和“于”，如果补上就更清晰明了了。在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应该是这样的词序： 　　（1）齐桓公于鲍叔闻管子。 　　（2）于坳堂之上覆杯水。 　　（3）往矣，吾将于涂中曳尾。 　　（4）以发编之，(以)苇苕系之。 　　（5）吾闻秦军（于）钜鹿围赵王。 　　这些例子可以说是介宾结构的后置状语。 　　2.例2 　　（1）破操军必也。《资治通鉴?汉纪?赤壁之战》 　　（2）求剑若此，不亦惑乎？《吕氏春秋?察今》 　　（3）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子?离娄下》 　　这些词虽然在谓语之后，但并不是用来说明谓语的，而是着重修饰、限制谓语的，之所以放在谓语后面，一是强调突出谓语，二是习惯使然。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古代汉语中，状语后置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二、状语后置与补语以及定语后置的比较区分 　　1.与补语的比较区分 　　状语后置之后与补语很容易混淆。但是状语后置与补语虽然在形式上很容易混淆，但是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1）君美，徐公何能及君也。《战国策?齐策》 　　（2）夫物盛则衰，乐则悲。《淮南子?道应》 　　（3）沛公欲王。《史记?项羽本纪》 　　以上几个例子中的部分都是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动词的，①句中“甚”用来补充说明“美”的程度，②句中两个“极”用来说明“盛”和“乐”到达的程度，③句“关中”前省略了介词“于”，整个介宾短语补充说明“王”的范围。 　　结合以上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状语后置和补语有以下一些区别：第一，状语后置和补语在句中所处的位置还是有差别的，状语后置在动宾之后，而补语则是必须紧紧粘连在动词之后；第二，从作用上看，状语虽然后置，但仍然是修饰、限制它前面的动词（动词与状语之间隔着名词宾语），阅读时只有将后置状语提到动词之前，句子才更为通顺；补语是补充说明动作的，即使语序不变动，也不妨碍理解。 　　2.与定语后置的比较区分 　　有时候定语后置也容易与状语后置发生混淆，但实际两者的差别较状语后置与补语的差别要大很多，是很容易区分的。看下面这个例子：郑人有买履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有个买鞋子的郑人”，中心词是郑人，“买履”是郑人的限制词，是定语。很明显，这种中心词和定语之间的颠倒，有突出定语的作用，本句有突出这个郑人行为的作用。为了比较状语后置与定语后置之间的差别，再看以下几个例子： 　　（1）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