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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身在“末代皇帝”背后人 　　“油印本”及“灰皮书” 　　 　　 《我的前半生》是由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整理的认罪书而来。从1954年到1957年，在溥杰和一些伪满大臣的帮助下，溥仪45万字的自传体认罪书 《我的前半生》初稿写成。1958年春，油印本 《我的前半生》共60册，报送到了公安部并分送到全国政协、统战部等领导机关。 　　次年秋，油印本《我的前半生》呈报到公安部并分送中央各有关部门后，迅速引起公安部、统战部和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统战部长徐冰当即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于是，《我的前半生》用大字号、十六开本，以“未定稿”的形式，迅速印出400册，分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和各方面负责人那里。 　　中央高层对 《我的前半生》的阅读意见很快传递下来：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通读了此书，他对溥仪能够彻底认罪、愿意重新做人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同时提出，“不能把溥仪改造过程中的表现提得太高。” 　　――彭真读后对相关同志说：“检讨有点太多了，当宣统皇帝的时候他还是个娃娃，进托儿所的年龄，有什么罪呀？列宁说过，允许青年人犯错误，何况是个娃娃，其实就说说那时候糊里糊涂地当了皇帝就行了。后来到了东北当了伪满皇帝才有问题……” 　　各位中央领导的意见，迅速传达到公安部。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拍板决定：《我的前半生》“未定稿”是由公安部上报中央、全国政协并分送统战部等各部委办的，该书的正式出版也交由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办理。 　　这样，1960年1月，《我的前半生》第一版由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灰色封面，三十二开本，分上下册，共印7000套，规定“内部发行”，限当时的17级以上干部阅读，这就是俗称的“灰皮本”。 　　 　　任务落到李文达肩上 　　 　　公安部认为，我们国家把一个皇帝、战犯改造成新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溥仪特赦之后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广泛关注就是最好证明。此书如果加以适当整理，把史实搞准，把我们的战犯改造工作介绍得详实和准确一些，是很有出版价值也很有政治意义的。但把溥仪的“认罪书”改写成一本书，靠溥仪个人的能力根本无法完成，必须另想办法。 　　一天，公安部预审局局长姚伦拿了一册油印本，兴冲冲来找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他们是亲兄弟。经过公安部和群众出版社再三考量，帮助溥仪整理修改书稿的任务，落到了群众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文达的肩上。 　　1960年1月的一天傍晚，由公安部政治保卫局局长凌云出面，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作陪，约请溥仪、溥杰和李文达到全聚德烤鸭店吃饭，共同商议改稿的有关事宜。这是溥仪和李文达第一次见面。听了凌云的提议，溥仪谦恭地连连躬身点头，表示同意和感谢。他知道溥杰帮他弄的那个“认罪书”不行，他说在战犯管理所，手边没有任何报刊史料可以参考，他和溥杰只能靠零零碎碎的记忆写那些历史过程，后来管理所帮着找来一本破烂不堪的 《清宫演义》，里面也是谬误百出，不少是民间误传和说书先生的胡编乱造。溥仪对李文达说：“听说李同志是个大秀才，有你帮忙，《我的前半生》就可以搞得好些了。”李文达笑说：“能给‘皇上’服务，也是我的荣幸啊！” 　　溥仪和李文达两人的合作就此正式启动。让后人感慨良深的是，历史的因果关系也由此发生――“溥仪的前半生”，自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李文达的后半生”。 　　1960年4月初，李文达住进香山饭店104号房间。上午，溥仪在香山植物园参加劳动，下午，他就赶到香山饭店与李文达逐章逐节地商量该书的修改问题。工作大约进行了一个月，李文达的信心反而越来越不足了。真正深入进去，才发现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劳动量也相当大的工程。这时的李文达已经萌生了“另起炉灶，重新创作”的念头。在掌握大量生动素材之后，李文达终于下定决心，对《我的前半生》另起炉灶，重新写一部文学性传记作品。 　　 　　四度寒暑三易其稿 　　 　　经向公安部报告，有关领导表示同意，并要求李文达完全脱产，集中精力搞好这本书。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为方便李文达的写作，在地处东交民巷的群众出版社院内，给他安排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当写作间，并特批他每天可以在机关食堂吃一点夜宵。这期间，李文达和他的助手们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期间，跑了上千公里的路，调查采访了数百人，包括许多在世的 “皇亲国戚”。有一位曾在宫里服务、已经在长春民政局就业的干部，一听说李文达他们是来调查溥仪的，腾地站起来，一掳袖口（差一点就跪下了），恭恭敬敬地问：“你们从万岁爷那儿来的？万岁爷龙体怎么样了？”让李文达他们几个大笑不止。 　　1961年春夏之间，李文达终于拟出一个较为成熟的新的修改大纲，并征得溥仪的完全同意。李文达与溥仪又开始了第二次愉快而又劳苦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