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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劳动者外出打工就业的综合分析 　　一、引 言 　　伴随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越来越突出，甚至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农村女性劳动力在文化程度、劳动技能和身体状况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虽然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过程中，她们的经济和生活状况有了极大改善，但学者们关注的不是这种绝对的进步，而是相对于其他群体，特别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城镇女性劳动力的发展差异。 　　传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解释是“推拉理论”( Push and Pull Theory) 。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存在两种动因: 一是居住地存在推动人口迁移的力量; 二是迁入地存在吸引人口迁移的力量，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促使劳动者做出流动选择。至今，该理论仍是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基础。此外，刘易斯( Lewis W A) 的二元经济模型和对其修正后的托达罗( Todaro MP) 模型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研究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这两个理论分别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其中刘易斯模型更注重城市工业发展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 而托达罗模型则注重农业发展对解决劳动力就业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其非农转移问题更具复杂性和特殊性。 　　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可通过两种途径: 一是城市不断向外“摊饼”式地扩张，农民转为城市居民; 二是农民通过个体流动的方式进入城市。这两种转移方式的背景、特征有所不同，学者们分别对这两种不同转移途径中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离土不离乡: 农村女性劳动力就地转移 　　离土不离乡，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本社区或就近实现非农转移。这种转移方式一般存在于非农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包括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地区、私营经济较为活跃的地区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地区。 　　( 一) 农村女性劳动力与工业化 　　改革开放后，在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有过一段时期的蓬勃发展。1980—1995 年间，中国的乡镇企业增加了 15 倍，产值以年均 30% 的速度增长，乡镇企业职工由2 999． 7万人增到12 862． 1万人。中国农民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非农转移，工业化使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生产功能从家庭中分离出来并进入公共领域。 　　当时社区劳动力市场建立在深厚的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之上，农村女性劳动力依赖这种关系进入非农产业。中国农村是“乡土性社会”，乡镇企业具有很强的社区性质，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被血缘关系所掩盖。这一时期农村男女两性劳动力在转移的速度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别，性别歧视不表现在职业隔离，而是表现在职业层次上。 　　( 二) 农村女性劳动力与私营经济 　　在乡镇集体经济衰落后，沿海地区的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经济发展中显得尤为活跃。许敏敏对浙东地区家庭工厂中女性劳动力的研究认为，家庭工厂有其特殊性: 家庭工厂属于家庭经济，经营和管理中夫妻双方的分工与传统农业家庭分工极为类似; 而家庭工厂生产产品主要是面向市场，与传统满足自我消费为主的农业生产不同; 家庭工厂中农村女性劳动力的私人身份超越了公共身份，这在现代公司是不允许的。这种具有特殊性质的家庭工厂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进入公共领域的又一种形式，并且在实践中不少妇女表现出卓越的经营和管理能力。在家庭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是两性间互动的结果; 在社区中，女性地位的变化则是其与传统文化间不断互动的结果。在这两个过程中，女性的自主性对于其自身地位的提升至关重要。 　　( 三) 农村女性劳动力与城市化 　　相关研究主要是关注沿海等经济较发达地区“镇改街，村改居”过程中失地妇女的就业问题。朱冬亮对厦门市沧海区失地妇女的调查分析表明，这些劳动力的非农转移更具被动性。相对来说，农村女青年的就业情况普遍好于男青年。一方面这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务需求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女性对薪资的要求一般低于男性。 　　孙良媛、李琴对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妇女的研究则认为，失地妇女的就业是一个独立选择的过程，其中年龄、教育和培训是影响失地妇女找到高收入工作的主要因素。并且，培训对她们就业概率的影响最大，参加培训可使其就业的概率提高约 65%，所以加强对失地妇女的培训力度最具有成效。 　　以上研究考察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不同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性和地方特色。学者们的研究都充分考虑了问题所处的社会阶段和地区文化，因此得出的研究结果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各地的经济文化土壤有所不同，实现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途径多样化，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跟进和扩展研究仍是必要的。 　　三、离土离乡:农村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相对于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外出务工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