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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演进及历史价值 　　古代民本思想――治国安邦 　　 　　先秦文献中提到“民”的地方很多。“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见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贾谊《新书》和董仲舒《春秋繁露》等书释“民”为“盲”、“瞑”、“懵懵无知”，意为没有文化和愚昧，这种含有轻蔑意思的训诂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但它是否是“民”字所以得声取义之由，还是大可怀疑的。尽管学者迄今对“民”早先的身份地位尚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民”在先秦时代是城邦国家的被统治阶级，也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劳动者。 　　在国家尚未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包括氏族和部落首领在内，每个人都是氏族和部落的成员，他们的身份是平等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有了国家，有了阶级，也有了君主、贵族、平民和奴隶之别，但是氏族制度的古老传统并没有迅速消亡。一般的氏族和部落成员虽然变为君主和贵族所治理的“民”，但先辈所曾拥有的尊严和荣誉还遗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正是氏族制度的这种古老传统，成为文明社会“民惟邦本”的思想渊源。 　　《孟子?尽心》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孟子所说的“民”、“社稷”和“君”的关系，乃是早期国家形成时“民为邦本”的政治文化概念，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孔子家语?五仪》说：“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这一点，唐太宗体会最为深刻。他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君道、政体》)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能够和睦相处。 　　自汉迄清，所谓“盛世”和“乱世”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稍有差异。大体??可以看出节制时，广大农民就有一个比较安定和宽松的环境从事生产，全家老小得以糊口：而当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异常繁重时，农民不仅饥寒交迫，还不得不卖田宅鬻子孙，四处流亡。一些无道昏君和贪官污吏往往不顾农民死活，在定制之外肆意横征暴敛，从而把农民驱向破产和死亡的深渊。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考察中国历代王朝盛衰兴亡的演变史，可以看到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民心的向背。 　　 　　近代民本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社会政治学说传入中国，对传统民本思想向近代化的演变起了催生作用。“民惟邦本”的思想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不但哺育了一批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腐朽，它必然会促使其中一些人利用民本思想来反对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统治。 　　主张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时，巧妙地援引了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就引《洪范》、《孟子》、《周礼》的有关记载，证明自己主张“君民同体”，符合“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古训。这种比附虽然牵强甚至荒诞，但认为“君民同体”，主张“君民同治”，这与传统民本思想把君与民比喻成舟与水的关系，显然是有区别的。严复把君主和臣民的关系看作是历史早期阶段社会分工的一种需要；谭嗣同在《仁学》中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也可废君。这些观点已经带有浓厚的近代民主色彩，可以说是突破传统民本思想内涵的一大进步。 　　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接受的”：“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孙中山全集》)。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革命派阵营对于如何伸张民权的思想认识是比较混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于如何实现“民权”虽然主张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了解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不相信人民群众才有当家做主的能力。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有数百个政党先后登台，虽出场有先后，扮相有美丑，但无情的大浪淘沙，使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有的连一丝涟漪也没有留下。 　　 　　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新提炼 　　 　　只有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李大钊在建党初期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