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大公报“小公园”.docVIP

萧乾与大公报“小公园” 　　萧乾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又是风格独异的报刊编辑。但长期以来，他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经常成为国内外研究者探析的焦点，而他作为副刊编辑的一面却很少有人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史实为依据，对其在《大公报?小公园》(以下简称为《小公园》)副刊的编辑实践作以系统梳理，以启迪今日之编辑出版人。 　　 　　结缘《小公园》 　　 　　《小公园》创办于1928年元旦，停刊于1935年8月31日，历时7年零8个月，是新记《大公报》持续出版时间最长，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小公园》为日刊，版面也不固定，其受众定位主要是以小市民阶层为主，其内容定位是以传统曲艺和旧闻掌故为主，其风格定位是轻松、趣味和消闲。它先后由何心冷、徐凌霄、曹世瑛、吴砚农、陈纪滢、冯叔鸾等担任主编，最后的一位主编就是萧乾先生。 　　萧乾与《小公园》的结缘不是偶然的。归结起来主要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人生际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难当头，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以掌故性为主的趣味性副刊已失去兴趣，而《小公园》(特别是冯叔鸾做主编时)却是内容陈旧、版面呆板、定位狭窄，只给那些“提鸟笼架的老头们看”①，为进步的文艺界所不齿。对此，《大公报》老板胡政之非常着急，急切盼望有人代替冯叔鸾。趁此契机，《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沈从文、杨振声就向老板举荐了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萧乾。当时萧乾并非无名小卒，在进入天津《大公报》前就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蚕》、《小蒋》、《栗子》等文学作品，得到主编沈从文、杨振声的赏识与厚爱。老板胡政之也渐渐了解到萧乾是一个很有才华、很聪明能干的人。所以一经举荐，胡政之就非常乐意让萧乾去接手主编《小公园》。1935年7月4日，萧乾进入天津大公报社，开始了他的副刊编辑生涯。不过萧乾的最大愿望不是做编辑，而是要做前线记者。在老板的允许下，萧乾在编《小公园》之余，经常出外采访，写些报道，所以他当时承担的角色不仅是大公报的编辑，而且也是大公报的记者。 　　 　　躬耕《小公园》 　　 　　从1935年7月4日到8月31日，《小公园》在萧乾主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貌就得到根本的改观，不但得到读者的认可，而且也成为青年作者成长的摇篮。具体而言，萧乾在《小公园》的编辑实践表现在以下几点： 　　努力提高文化品位。改造前的《小公园》主要是发表习作者的幼稚之作和一些纯属消遣性的市民口味文章，另外还有诸如跑马、回力球、围棋、彩票、性药广告等内容，品位低下。萧乾一接手《小公园》就给其重新定位：文艺园地。在内容的选择上，主要刊载名家新人优秀的文艺作品，以期提高它的文化品位。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公布了新《园例》，副标题是《致文艺生产者》。②他从“文章水准”、“内容与形式”、“小品与大块”三方面向作者提出刊物选稿的新标准：“好的文章，像一切好的艺术品一样，一看便能辨认得出，像尊名窑出的瓷器，好的文章有着一种光泽：也许是透彻的思想，也许是奔放的想象，在死的文字间焕发着美的光芒。”在写给读者的“答辞”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这个观点：“缺乏了艺术，仅仅那种流水账式的记载，本园不愿刊登。”③除了艺术性，他在选稿时十分重视文章的“可读性”。他强调文章贵在“真”与“实”，不能说假话、空话、大话，不能陈词滥调，要具有可读性。他还根据自己的选稿标准认真对待作者来稿，必要时还认真地给作者回信。“编者只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他的良心不容许埋没来稿。”④萧乾的这些话道出了他作为副刊编者的眼界和胸怀! 　　萧乾在这里把《小公园》准确定位为文艺园地，他是在试图竭力保持副刊的文学地位、文化含量和艺术风格。的确，他为这份刊物找到了自己的特色，使其渐渐成为一个高雅的文学园地。 　　努力打造特色专栏。报刊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栏目的特色。栏目有特色，才能吸引读者注意，增加读者的忠诚度。改版前的《小公园》没有分设专栏，版面设计也随意自由。萧乾在给《小公园》准确定位后，除了保持以前的“剧坛”栏目外，还为其策划了新栏目，如“文艺新闻”、“读者与编者”、“书报简评”等。其中“文艺新闻”和“书报简评”专栏颇有特色。当时有些小报乐于刊登文坛隐私、热衷报道名家逸事，以迎合读者猎奇心理。而《小公园》“文艺新闻”专栏重点介绍新人、新作、新问题，报道国内外文坛状况，坚决摒弃作家私事，其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整个文学界的现实，开阔眼界。”⑤ 　　萧乾是一位讲究“互动式操作”的编者。他在《小公园》上开辟“读者与编者”专栏，这个栏目成为他与读者进行有效交流和沟通的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他强调“编读互动”编辑理念的最早实践。除此之外，他在《小公园》上专设“答辞”专栏，回答读者来信，同读者讨论身边的各种问题。萧乾认为“编报纸副刊基本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