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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院“老外”志愿者
孤儿院“老外”志愿者
在云南昆明儿童福利院,只要一提到“老外志愿者”,不管是员工还是那些似懂非懂的孩子,总有讲不完的故事。
孤儿院来了个女“老外”
28岁的澳大利亚姑娘凯辛德,中文名张兰,1991年中秋节前,在云南大学学习的她得知昆明有个儿童福利院,便寻觅而来。张兰自己从小失去父母,是养父母把她带大,这特殊经历使她对不幸的孩子更有特殊情感,从第一次踏进院门起,她就把心交给了这些不幸的孩子。
在女婴马丽萍的档案袋里,有这样一份来历说明:“1990年12月17日在重庆开往昆明的85次列车上拾到一名无人认领的女婴,约半岁左右,除随身衣物和一块小棉毯外,别无他物。”小丽萍患有先天性白内障眼疾,看不见东西。张兰对小丽萍特别地疼爱,征得院里的同意,她把小丽萍带到她的宿舍精心喂养,并专门请了保姆照看孩子,保姆的工资及小丽萍的费用都是她个人自愿承担的。为了使这不幸的孩子能见光明,她又花了1000多元为小丽萍做了手术,配了副1200多度的小眼镜。在小丽萍能看见东西后,张兰这才把她送回福利院。可小丽萍回去后整天哭闹不习惯,要找张兰妈妈,张兰只好把她再接出来,并请了一位来自贫困山区的姑娘张照芬照看小丽萍,每月付给她400元钱。平时张兰早晨上课,小芬在家带着小丽萍。小丽萍从开始学讲话,就既会用简单的英语与“妈妈”对话,又会用汉语跟张照芬交谈,小芬说:“小丽萍还不时充当翻译呢!”他们三人出去散步,常常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有的人干脆问小芬:“这么漂亮的外国女人怎么会爱上一个带残疾的孤儿,真是不可思议!”是啊,在这个既无血缘关系,又是不同国籍的“家”里,充满着的是情浓于血的亲情和爱意。
1994年7月张兰留学期满就要回国了,但她和小丽萍已经是难舍难分。早在1年多前张兰就想把小丽萍带到澳大利亚抚养,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收养条件》规定,没结婚的她不具备收养条件。张兰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多次写信到澳大利亚,并请她的养父母帮助小丽萍找一家具备收养条件的家庭。几番周折几番努力,今年6月终于为小丽萍办妥了一切手续。7月14日,张兰、小丽萍和她的养???母登上了飞往澳大利亚的航班。
张兰走了,但在张兰的影响下,张照芬默默地来到昆明儿童福利院工作。不久前她收到张兰用工整的中文写来的信:“亲爱的小芬,你好吗?回澳大利亚我一直没忘记你,我知道你是个好工人,我用了3个多小时给你写信。我现在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回来后,马丽萍的养父母不再同意我见马丽萍,我天天都在想她,不知哭了多少回,我真受不了,很想见到马丽萍,也想念你。我现在考虑上大学,学3年护理专业,将来也许还到昆明……
示范育婴室和一对美国夫妇
捷夫·波克,中文名浦哲文,现在云南大学历史系学民族史,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妻子白筠温文尔雅,在美国获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夫妻俩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来到中国。在云南大学外国专家楼,白筠结识了张兰,也从此认识了福利院的孩子们。这位已经做了母亲的善良女性从此便多了一份牵挂。白筠和张兰结伴去了几次福利院,回家后滔滔不绝地向丈夫浦哲文讲述福利院中的故事,一种强烈的爱心攫住了浦哲文。
和张兰、白筠商量后,浦哲文找到福利院院长周中祥,坦率地把他们的计划构想和盘托出——他准备在昆明儿童福利院办个“晨星教育基金会示范育婴室”,从房屋装修到所有婴儿(几天至8个月以内的)的助养,费用全由他们负责。这可不是一般的助养。周院长又何尝不希望孩子吃好、穿好、住好呢!过去每年政府拨给每个孩子的费用,包括医药、上学、吃穿每月为50元,1992年增加到90元,今年增加到94元。为使孩子有更为舒心的生活条件,周院长带领全院50多个员工办起生产胶水的小型化工厂,用政府投资的20多万元,全院职工轮流到社会上卖奖券的73万元,1990年他们盖了一个两层楼的儿童生活综合区,使孩子们生活住宿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可是近几年来,医药费不断上涨,孩子也不断增多,仅今年截止10月初就收养80多个孩子,其中残疾儿、弃婴又占相当比例。孩子一天天长大,一天天增多,周院长怎不忧虑。如今遇到了知音,周院长又怎不高兴?他说:“只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利,不管来自何处,爱心应该不分国籍、种族、信仰之别。”他当即拍板定案,同意浦哲文他们的无私援助。
就这样,从1992年开始,浦哲文先生取得了设在香港的“晨星基金会”的定项援助,以及留学生和他们远在美国的父母、亲属朋友们的资助,共同担负起了福利院育婴室的助养工作。改造装修了福利院6间生活室,取代水泥地面的是全木地板和装有茶色玻璃的铝合金钢门窗。另外还购置了婴儿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大到新式婴儿床、小摇车、冰箱、大容量洗衣机,小到一个针头、一个奶嘴、滴管、尿片,考虑得十分周到。福利院员工少,孩子多照顾不过来,浦哲文、张兰又通过院里想办法到社会上为他们招聘保育员,从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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