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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赵耘,做革命知识分子 　　我和赵耘同志是在一九五三年认识的。那时，我们都在天津市第十三中学读书，同时被选入学生会工作，在工作中建立了同志的友谊。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是，共同的革命理想与革命友诅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互相鼓励，为实现同一个革命理想共同奋斗。十多年来，他对我的帮助是难以言喻的，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我记得他入学不久，就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我尊重他，喜爱他，什么话都愿意跟他谈。我们经常在一起谈思想，谈学习，谈工作，也谈理想，谈抱负。他常常对我说：“我们都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是党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一定要坚决跟着党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还说过：“革命后代就要革命，就要有革命志气，为革命出力。我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干革命就是我的理想。”他的这些话启发了我的阶级觉悟，使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所受的阶级苦难，逐步明确了生活目的和一个青年应该走的革命道路。我的童年是在泪水和苦水中度过的。还在四岁时，我就跟着母亲要过饭。解放了，党让我进学校读了书。刚考上中学时，我成了郭家的第一个“秀才”，我感谢党，但是我的学习目的是不明确的，是为了挣钱养家，光宗耀祖。和赵耘同志“干革命，为革命出力”的宏愿比较起来是多么渺小啊！后来，参加了学校里开展的“人应该为什么活着？青年人最大的幸福是什么”的讨论，我才更进一步认识到学习的目的应该是为人民服务，只为个人和家庭而学习是可耻的。以后，在他的不断帮助下，我迫切要求自己也能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作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更进了一层。他诲人不倦地帮助我学习党章党纲，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根据我是农民家庭出身的特点，向我讲解了共产党为什么不是农民的党的道理，要我严格要求自己，加强思想改造，去掉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于一九五六年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 　　一九五七年，赵耘同志初中毕业，我那时巳在高中学习。当时，他当机立断地响应党??号召到农村去安家落户的行动，使我非常感动。分别前，我们作了几次深谈。 他那“作为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应该找艰苦的道路走”的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上，每当我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或是对自己有所放松时，我就用赵耘同志的话来勉励、鞭策自己，刻苦学习。 　　在分别以后的六七年中，他仍然像过去那样关心我，我们经常通讯互相介绍情况，互相鼓励进步。每当我有一点进步，他都由衷地高兴；每当我在前进道路上碰到困难时，他总是及时地热情地伸出友谊的手。有几件事情是我难忘的。 　　一九五九年，我按照党的要求，进了外语学院。不久，我患了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学习效率降低。心里越急，病越加重，我悲观起来，担心完不成学习任务，同时也夹杂着一些个人主义的因素，怕因为身体不好影响了个人前途。赵耘同志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我，安慰我，要我好好养病，也批评我的消极情绪。他在信中说，最重要的是政治挂帅，思想上应该坚定起来。一个革命者应该经得起一切考验。疾病的折磨也是一种考验，应该以革命前辈对待困难那样顽强的意志去对待疾病，战胜疾病，不要首先就在精神上作了疾病的俘虏。当他因事路过北京时，又专门到学校来探望我，向我重申这些道理，并把他在初中养病时的经验向我介绍。他的关怀给了我向疾病作斗争的力量。 　　一九六○年，因工作需要，我转人了北京大学。组织上曾一度要我半脱产，做学生会的工作。我思想上有些顾虑，怕我们这个专业的课程在以后不好补上，因为我是第一批学世界经济的学生。赵耘同志知道后，又在来信中恳切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应该毫无条件地接受党所交给的任务，听从党的安排。他到呼和浩特路过北京，又到学校找我谈，一再强调：“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个人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一定要听党的话，按组织的安排去做。”虽然自己没有多大思想波动，他这么一说，我对自己的要求也就更严格了。 　　去年，我的女朋友在河北大学毕业了，我的父母一定要我们结婚。过去，我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和家庭作斗争；这次，怎么说，家里也不同意。我也曾想妥 　　协一下。赵耘同志对这件事很关心。他曾几次到我们家里去说服我的父母，又写信告诉我，“不能向旧的思想妥协。晚婚，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要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去考虑。”最后，家庭在我们的坚持下，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在学习中，我需要《毛泽东选集》，但又一时买不到，赵耘同志毫不犹豫地把他在下乡时他父亲送他的那一套给我寄来，要我安心学习。有一段时期，我订不到《红旗》，他为我一期期地零买了寄来。当我接到这些我最需要的精神粮食时，我的心绪真像潮水起伏一样，万分激动。我更加努力地朝着又红又专的道路上前进。 　　我的家乡，离他所在的大队很近。每年寒暑假期，我总要到他那里去住几天，白天，一起劳动，晚上，促膝谈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