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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怀仁堂草坪山 　　国庆40周年前夕，我作为出席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会的代表，与数百名代表一同受到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怀仁堂绿茵茵的草坪上与领导同志合影时，我几乎是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这里离江泽民总书记坐的地方很远，我想他不会注意到我这个普普通通的代表。我不曾很激动。在整个会议阶段，我都不曾激动起来。临来时，有朋友对我说，这是对你存在价值的承认。这荣誉、这接见，无疑是对广大党务工作者存在价值的承认，我们应该高兴。但我个人真的就取得了什么值得庆贺的成就了吗？ 　　我今年38岁，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务工作差不多17个年头。回顾这十几年，我尝受了党务工作兴衰沉浮的酸甜苦辣，有一种党兴我兴、党衰我衰的直觉。但我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却几乎从未泛起过波澜。幼儿时，我从师学过画，长大后也做过作家梦。画和小说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命运却让我成为一名党务工作者。岁月毫不留情地让我一干就是十几年，今后还将这样干下去。 　　1970年，我参加了东北输油管道的建设，在工地上挖管沟。当时，学大庆做铁人的活动热火朝天。我常常看那些质朴的农村青年站在齐腰深的冰水中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赤裸的胸膛在寒风中散发出蒸腾的热气，紧抿的嘴角上流露出一股伟大作为的自信和自豪。顺着管沟遥遥望去，仿佛看到一条巨龙在永无休止地跃动。于是，少年老成的我竟激动得夜不能寐了。白天，我在工地上挥动锹镐，晚上，便把白天看到的用笔写下来，寄到报社去。会战结束选劳模时，厚道的庄稼人选了我：你又干又写不容易。我到省里开会，会后指挥部政工组的同志找到我：留下吧，当干事。我同意了。时年19岁。 　　后来呢？有过激动人心的事吗？我想起杜学忠，一个红脸的甘肃老防腐工。在工地上，他的工作是在钢管焊缝处涂上沥青，包扎上绝缘布。可我却常见他一手拎着沥青桶，一手拿铲刀，补防腐层的破口。他不停地干着，一块一块地补漏洞。这本不是他的责任，这些破洞都是运输途中磨破的，但是，他只要看到，立刻就会补上。有一天，我看到推土机将焊好的输油管推下管沟时，他??扑上去，在一个破洞处涂了一铲刀沥青，险些被一起推到沟里，那将会粉身碎骨。那一夜，我为他写了篇讲用稿，这是那个年月表彰各种各样人的一种文体。材料写出来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上级发生了口角。他们承认杜学忠的事迹不错，但他核桃大的字不识一筐，无法讲。我说，我教他。我一遍又一遍地教他念，他终于还是没能背下来，我失败了。但是，这件事被一位工程指挥部的领导知道了，他专程来看杜学忠，鼓励他，我又胜了。我感到杜学忠比那年月专耍嘴皮子、唱高调的人不知要强多少倍。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一件事印象极为深刻。有一位从外厂借调的焊工，由于长时间的焊花刺激，双眼突然失明了。当时，他握着焊把仅仅迟疑了几十秒钟，就摸索着爬到电烤箱前，把烤好的焊条传递到焊工们手中，在恢复视力前的两天中，他一直摸索着烘烤焊条。后来还是食堂的一位厨师发现他已双目失明。会战结束那天，我们给他记了功，发奖前，我到他厂里了解情况，厂里讲，他出身不好，最好别记功了。然而我们还是给他记了功，而且敲锣打鼓地把立功喜报送到他厂里。那天，我去了，从不喜欢敲鼓的我，擂起了大鼓，一股热泪涌出了眼帘。近20年过去了，这个老师傅应该早已退休了，他还记得那承认他存在价值的鼓声吗？ 　　几年前，在长春南湖，我遇到一个细长个子的青年。他握着我的手问：“还记得我吗？”我细看一会儿，想起来了，他姓赵，曾在输油泵站当过加热炉工，因生活懒散，常常不叠被子，又好看书，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严惩的典型批判过。可是我从未歧视过他，私下里还经常从他那里借书看，讨论一些问题。他告诉我他现在是个教师，大学毕业后，在职业大学教古代文学。我问他：“还那么懒散吗？不叠被？”他咧咧嘴说：“改不掉了。现在没人把这当政治问题批，我更改不了了。”我们都笑了。 　　近2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也已经10年，东北那条我国第一条大口径输油管道也显得苍老了，新兴的管道事业南下东进西突，飞速发展起来，管道运输成为我国仅次于海运的第三大运输行业，我自己也由一名临时会战指挥部的政工干事，成长为管道局党委组织部的副部长。党务工作近几年不那么景气了，年轻人不愿干，一些干了的同志也想转行。正因如此，党务工作变得更加重要了。我听人讲，一次团代会上，有个青年竞选团委委员，演说词的核心是以不做共产党员为荣。我听了很心疼。我们那里有个关世凯，很年轻，30来岁的样子，是个党员。他当了10多年的汽车司机，只用过一次私车。那是因为他姥姥半夜下火车。老太太90多岁了，关世凯想用车到车站去接。他考虑再三，才到调度室打了招呼，到财务室交了款，用车把姥姥接回家。我让关世凯把这件事在外面讲了几次，有个工人听了说，讲得好，不讲讲，我还以为共产党里没有清廉的人了呢。这个工人的话有点夸张，可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