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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实现媒介公信力根本 　　2010年1月，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董事长江作苏等执笔的《媒介公信论》一书出版，该书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现象和理论两个源头上溯，对公信力问题产生的历史做了深入的考察，对传媒界涉及公信力的各种理论，作了厘清与梳理。作为率先在全国提出“责任造就公信力”理论的业界专家，江作苏是如何用他的公信力理论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的?最近，我们对他做了专访。 　　 　　社会转型期，媒介公信力命题凸显 　　 　　记者：作为国内较早研究媒介公信力的学者之一，您当初选择这样一个课题是出于何种考虑? 　　江作苏：媒介公信力，是一个新闻实践中涌现的理论问题，也是理论界对新闻实践深度研究的一个课题，可以说属于双向对接的研讨课题。30年前，中国媒介不存在公信力的讨论余地。当时，报纸被当作“黑头文件”供读者学习，没有人想到公信力缺失的问题。首先新闻由官方发布，其次以政府和党的权力作为背书，不存在信任信机问题。当然，即使报纸出现一些失实现象，读者也认为是偶然现象，不会出现对媒体信任的危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媒介公信力问题凸显，是以媒介付出的社会成本提升为背景的。媒介作为社会分工的重要部门，自身存在的价值以整个社会的收益为比较坐标，而不是以媒介自身收益为单一的比较坐标，不能简单地与其他商品相提并论。10年前，我在从事新闻实践的过程中，意识到这个问题。社会转型处于初级阶段，商品交换的法则为社会公认，不知不觉地被运用到其他领域。商品交易法则也进入到包括媒介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由此出现了低俗、失信和道德标准模糊这三个明显的缺失。低俗诉诸感官，失信涉及新闻的真假，道德标准模糊事关媒介存在的社会价值。10年前，市民报掀起通俗化报纸的大潮，市民报大潮与市场经济兴起高度契合，严肃报纸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由此，价值标准模糊引起业界和理论界的深深忧虑。 　　任何一门学科或者理论，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改革开放30年前后，新闻队伍的区别是很明显的。30年前，中国新闻界的构成主要来自于社会其他部类，比如从机关、工厂乃至从部队调入的干部，即使有一些大学生，也都是经过长期锻炼、培养、具有成熟价值观的稳定队伍。改革开放以后，新闻传播业作为社会部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业成为进入这个部的人的生存追求。新的情况下，一些新人只是把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为了谋生之需要，为了效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原则的模糊化、手段运用的便利化、导向意识的泛化等行为。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对于由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责任缺乏对应感。 　　随着技术的进步，自媒体和新闻的碎片化现象出现。从传播链环上看，过去单一清晰的传播链条，发展为现在传播场中间的无数点式传播，每一个点都是一个自我传播的发散点，同时它又是信息传播链上的链环，更重要的，他们还是某种价值的放大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法律对于这种泛化的传播主体的约束，都显得苍白无力，这就迫切需要有一种理论的、伦理的、逻辑的力量，能够在这种力量下产生场的作用，在这个场中间的所有的对象都能够得到同体反应。 　　 　　以人为本是信息传播的立场式的变化 　　 　　记者：您是如何看待媒介公信力的?在您看来，媒介公信力应该包括哪些价值评判标准? 　　江作苏：事实证明，公信力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把钥匙，是一个逻辑的出发点，也是具有相对清晰的操作规范的理论规范。从客观上来看，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都要从它的历史方位来分析考察。应该说，公信力研究并不仅仅是中国新闻界的命题，不同的国度都不约而同地对公信力的理论价值予以认同。我想，作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要有开放的心态以及敢于理论创新的勇气，不应该惧怕，更不应该回避。 　　我们说公信力，什么是“公”呢?对“公”的范畴，我们从党的理论发展中受到了很大启发。在党的理论中，过去工人阶级的概念很窄，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工人阶级的概念扩大了，知识分子也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公信力之“公”的特定含义，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演进，与我们的社会整体概念一致的，与党的理论、依靠的对象以及新的社会部类的定位一致。中国的学者应该提出与中国的社会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公信力的价值标准，这个价值标准并不抽象，并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概念归纳，而是实实在在的对事实的反映，对规律的认可。所以，我们归纳出“客观公正、以人为本、导向正确、形式亲和”这几个公信力要件。 　　比如说，客观公正。真实是基础，客观世界有无数的真实，但是对于真实的认识有着多样的反映，因此如何反映真实连带着的就是导向，这也是从认知角度和认知的功利性方面来进行的合理规定。 　　我们还提到以人为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感到新闻作为第二性的东西，它是和社会实践紧密相连、把社会实践作为客观检验标准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以人为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