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惠芬民族音乐是我“地气”.docVIP

闵惠芬民族音乐是我“地气” 　　午后如约来到闵惠芬的家中，开门就见开阔的厅堂里铺了一地融融的阳光，一只雪白的长毛波斯猫卧在阳光里，见到客人来了，轻轻摇一摇尾尖，这一切都让刚从城市喧嚣的车水马龙里脱身而出的记者觉得一派悠然。见记者喜爱，闵惠芬宠爱地抚摸着她的猫说：“这是我家的百岁老猫――它已经十八岁了，对猫来说可是个高龄老人啦。”――她的表情很柔软，手指很舒展，让人有一瞬间恍然看见她在聚光灯下手指拉上琴弦的样子。 　　 　　一把癞蛤蟆皮的二胡 　　就像所有的“名人家属”那样，现在如果在民乐圈子中提到闵季骞，一般都会被解释为：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父亲，但其实闵季骞本身就是二胡名家刘天华的再传弟子，而闵惠芬的结缘二胡，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父亲的熏陶和影响。闵惠芬回忆说：“在音乐上我属于开窍很早的，早早就接触到并且喜欢上了民乐，我8岁就开始和父亲正式学二胡，一般同龄人那会儿玩都玩不够呢，可我就是想学琴。” 　　闵惠芬的老家在江南丝竹之乡宜兴，那里也是二胡大师刘天华、瞎子阿炳的老家，“那里有很好的民间音乐的环境，我从小听的就是江南丝竹、苏南吹打、锡剧评弹……”那些吹拉弹唱的调调儿深深吸引着她，对民族音乐的迷恋天然地就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生了根。那时候，父亲在家拉二胡名曲《空山鸟语》，闵惠芬听得入了神，两根弦一拉就能听到鸟叫，多么神奇啊！可是这些小鸟的声音是从哪儿出来的呢? 这个“为什么”成了小闵惠芬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越琢磨，她越渴望得到答案，这大概就是她最初拉响自己的“第一把”二胡的动力吧。 　　闵惠芬至今还保存着最初学艺时的二胡，那是父亲的一位同事结婚搬家以后遗下的一把自制二胡，筒部蒙的还是廉价的癞蛤蟆皮，小惠芬却像得到了一件宝物似的把那把旧二胡带回了家。从此，那吱吱呀呀的幼稚琴声开始回荡在小院内。看到女儿如此着迷于二胡，父亲终于决定教她。于是，8岁的闵惠芬开始随父亲学琴，那把旧二胡成就了闵惠芬今后辉煌的事业。 　　1956年，11岁的闵惠芬随父亲工作调动到南京，进入南京市鼓楼区少年之家“红领巾艺术团”担任二胡独奏小演员，任该团管弦乐队指挥；1958年，13岁的闵惠芬考进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专修二胡，师从于二胡教育家王乙和陆修棠；1963年，在第四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全国二胡比赛中，17岁的闵惠芬以一曲《病中吟》征服了观众和评委，获得大赛第一名，她是当时年纪最小的获奖者。关于这次比赛，其实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还不满18岁的闵惠芬报名参加“上海之春”全国二胡比赛的时候，《二泉映月》是比赛必选的曲目。少年闵惠芬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社会经历，也没有经受过瞎子阿炳那样的生活磨难，所以对演奏《二泉映月》很没有信心。“在开始示范练习的时候，我总是觉得自己肯定不能深刻地表现音乐的意境，感到很困惑。当时贺绿汀院长亲自来给我上了一次课，他就讲了一句话，‘《二泉映月》不是描写风花雪月的，它是通过琴声来抒发对旧社会黑暗统治的愤懑和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辛酸’――原来音乐可以体现这样深刻的含义，我一下子觉得感悟到了很多。”从这天起，闵惠芬突然觉得自己有了一些艺术上的自觉，为了拓展自己的艺术空间，她开始认真学习传统民间音乐、戏曲音乐、词曲、诗歌、文学、历史，在知识的积累中摸索音乐的底蕴。 　　 　　一句受益终生的教诲 　　“现在音乐学院的学生根本不学这种民间音乐课了。”闵惠芬有些遗憾，“学校也有责任。学校现在已经不组‘共同课’了，学生们就更没有机会接触民间音乐了。”共同课，是闵惠芬做学生的时候最喜爱也最重视的课程，当时在音乐学校，不管专业是弹钢琴、拉二胡还是拉小提琴的学生都要学这个课，课程的设置包括江南丝竹、北方戏剧、二人台、各地民歌等，共同课是民乐的宝藏，更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作为一个中国的演奏家，无论手里拿的是什么乐器，心里都应该留有这一片“艺术的乡情”的。“我刚进音乐附中的时候，第一次全校大会，金春田校长就说，‘我们要重视民间音乐的学习，要学深学透学到家’，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一直在实践，因为对于我来说，民乐就是我的“地气”，是永远充盈我身体的精气神。”闵惠芬说：“现在的年轻人拉琴都比较‘白’，只有技术没有艺术，很多学音乐的学生钻研精神也不够；比如现在学民歌唱法的，往往只会一种特色唱腔，如果是唱西北民歌的，你让他唱个广东的民歌，他往往就唱不了――我们当时可是要学全国各地的各种唱腔的，并不需要学到舞台表演级的水平，但要体悟各地唱腔的韵味。这实在太重要了，可以说没有当时学校里那些积累，就没有我今天取得的这点成绩。” 　　在上海音乐学院从附中念到大学毕业，十年的校园学习让闵惠芬遇到了很多才华横溢的老师，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然而象牙塔并不是封闭的空间，“文革”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各种音乐声顿时就销声匿迹了，琴被砸了，老师也被打成了“双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