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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在文献学领域中卓越贡献 　　陈垣其人 　　 　　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国宝”的陈垣(1880年-1971年)，广东新会人，字援庵，别号援庵居十，书斋号励耘。他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导师；1926年至1952年任辅仁大学校长。1952年至1971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前，他还曾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故宫图书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1959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垣先生治学精勤刻苦，对宗教史、元史、年代学、日录、校勘、辑佚等方面，均有开创性的成就。主要有《二十四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中国佛教史概论》、《通鉴胡注表微》等名作。 　　 　　陈垣的目录学思想 　　 　　讲求实用，强调目录对治学的指导作用。陈垣求学得益于目录学，认为治史应从目录人手。他在后来与学生的谈话中，曾以其亲身的经历，多次阐述了自己对目录及目录学的看法。他认为：“从目录人手，就可以知道各书的大致情况。”又说：“经常翻翻目录书，一来在历史书籍的领域中，可以扩大视野，二来因为书目熟，用起来得心应手，非常方便，并可以较充分地掌握前人研究成果。”1.指导阅读，为人们查阅有关资料提供方便；2.通过目录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以确定自己研究的起点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陈垣目录学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讲求实用。在这方面，他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他之所以能在自己的目录论著中说明所著录的书籍的史料价值及其在史学研究中应如何运用，是因为他本身有着丰富的史学研究实践，并具有丰富的利用目录查阅史籍的经验。作为史学家，陈垣在撰写史学论著时，十分强调要“竭泽而渔”，即主张研究问题，必须详细地占有材料，经过科学分析，申引出正确的结论。为了不漏掉任何有利用价值的资料，他一方面通过查阅，找出有关资料，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又亲自发掘搜集以往目录著作没有著录的文献资料，运用于自己的研究，???补充过去目录著作之不足。 　　潜心研究，审慎编撰目录学论著。陈垣在研究《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不但搜集了大量史料从事史学研究，而且还撰写了《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四库书名录》、《四库人名录》等目录著作，既方便了自己，也有利于他人。陈垣从事研究，一般都是亲自撰写目录，以备利用。他还结合历史研究撰写过多种目录学论著。例如为研究《元史》，他把《四库全书》中元人文集60种的子目，编撰为《元六十家文集子目索引》，以备查找；为研究基督教史、天主教史，他编有《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为研究道教，他又编成《敦煌劫余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书。其中《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书中，陈垣按成书年代，将六朝以来与史学研究关系比较密切的35种佛教典籍，分成目录、传记、护教、纂集、音义等五类详加介绍，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系统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书。 　　把对史籍的介绍与对史书、史事的校勘考证结合起来。陈垣先生在撰写《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时，运用科学的考据方法。对所著录的佛教史籍审慎地加以考证，从而纠正了前人在著录中的许多错误，并分别指出其致误的原因。这是陈垣先生目录论著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对目录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如卷四《(一切经音义)百卷、(虚一切经音义)十卷?(汉孳室文钞)正误》指出“终南太一山释氏为道宣，本无问题”，但陶方琦著录《慧琳音》卷廿五《涅?木经》却写成“中南太一山智炬寺集”。陈垣依据《续高僧传》廿四《明胆传》指出这是以“寺”为“等”之误，而且智炬为寺名，非僧名，以终南太一山释为智炬，实发千古之笑谈。 　　把对史籍的介绍与对史书、史事的校勘考证相结合。编纂书目提要，应对书籍予以评介。以往目录学家所作评介往往沿用旧说，未对原著作进行深层次的分析考证，致使谬说流传，贻误后人。陈垣在撰写《概论》时，运用科学的考据方法，对所著录的佛教史籍审慎地加以考证，从而纠正了前人在著录中的许多错误，并分别指出其致误的原因。这是陈垣目录论著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对目录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如《续高僧传》是一部重要的佛教史籍，唐释道宣撰，凡30卷。但杨守敬在其《日本访书志》十六中却记载说此书是40卷，并作注说它是“宋刊折子本”。又说“此本亦宋嘉熙三年安吉州资福寺刊。即南北藏所从出”。对此，陈垣指出：“此语殊不可信。”并进而在《杨氏访书志质疑》中考证说：“《晁氏读书后志》一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著录此书，犹是三十卷，何得有宋刊四十卷之事?”接着，他又分析杨氏致误的原因说：“颇疑杨氏误以四帙为四十卷，否则绝非宋本也。” 　　 　　陈垣的校勘学思想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