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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阐释主体 　　摘要：乾嘉时期，“实事求是”主要展现为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乾嘉汉学家作为阐释主体，其实就是“实事求是者”，就是经学所蕴含之真理的“辩护人”。以知行问题为探究视角，可发现由于这一辩护人秉持汉宋分治（为学尊汉、为行尊宋）之理念，从而引发出对“实事求是”之精神的背离倾向。 　　关键词：乾嘉汉学；实事求是；阐释主体 　　中图分类号：K203；　K207.8　文献标识码：A 　　乾嘉时期，汉学家主张通过回归原典来追溯经书之原文、原义。而为了有别于宋学之蹈虚，汉学家将其考证工作明确地置入到“实事求是”的话语中。由此，在汉学家内部，出现了竞相以“实事求是”相标榜的现象。 　　但汉学家对其自身工作的这种定性或定位，早在乾嘉时就已有龚自珍、方东树等人提出质疑。如龚自珍认为，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一书之“名目有十不安”，而这之中尤其不妥的就是“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1。其实，“实事求是”虽然可以作为读书人的一个普遍理念，但需要指出的是：“实事求是”被自觉地作为治学之口号，乃至被尊奉为治学之基础观念或信念，恰恰是在乾嘉汉学家这里才首次得以实现的2。 　　为了纠宋学之偏，汉学家接续清初回归经学的趋向，并由此远绍河间献王的“实事求是之教”3，其研究范围虽以儒学为中心，却又衍及史学、小学、金石、天算等领域。不过，本文的论域主要是针对汉学家的经学阐释，就汉学家而言，“实事求是”主要就是一个经学阐释性命题，这是因为，一方面，“实事求是”被尊奉为相对于宋学而言的治经之必要方法与态度，另一方面，“实事求是”所涉足的诸多领域，主要仍是作为经学之附庸而得到关注的。 　　鉴于此，笔者认为，或可从阐释学的方法论入手，将“实事求是”作为深入研究乾嘉汉学的一个新的突破点。“实事求是”作为一个经学阐释命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阐释主体（“实事求是者”）、阐释对象（“实事”）、阐释方法（“求”）与阐释目标（“是”）等。这一命题的具体表述乃是：乾嘉汉学家认为，只要自己（“实事求是者”）从客观可信的阐释对象（“实事”）出发，依循某些可操作性、可验证性的阐释方法（“求”），就必然能够发掘或或还原出固有的经文、经义或儒道（“是”）4。 　　本文的主旨，乃是对“实事求是者”（乾嘉汉学家）这一主体要素进行分析。在具体的阐释活动中，阐释者虽然常常受制于阐释对象与阐释处境，但阐释主体对阐释活动的走向无疑更有主动性。尤其是面对某个历史文本时，阐释者的主动性就更为明显，更为必要，因为“文字的特殊弱点，亦即文字相对于生动的谈话更加需要帮助这种弱点也有其另外的一面，即它使理解的辩证任务加倍清楚地显露出来”。“它就使得进行理解的读者重新成为它的真理要求的辩护人”5。 　　作为“实事求是者”（阐释主体），乾嘉汉学家正是经学所蕴含之真理（圣人之道）的“辩护人”。本文对这一辩护人的评析将围绕知行问题来进行，因为对于界定汉学家这一角色而言，知行问题无疑具有导向性意义。 　　一、“实事求是者”的提出 　　刘师培曾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一文中指出，“康、雍之间，为士者虽崇实学，然多逞空辩，与实事求是者不同”6。此言中的“实事求是者”专指乾嘉汉学家，而所谓的“不同”，乃是表明清初与乾嘉之学风的差异。不过，“实事求是”作为一种话语，早在明清之际就已有了雏形，它与当时的崇实黜虚之倾向有着直接关联，但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到了乾嘉时期，它才明确地被提出，并由此而掌控了话语权、解释权。 　　清初对经学的回归，本是为佐证理学而大兴，以致这一回归仍未能尽弃虚辨。究其缘故，主要就是因为就当时的情形而言，考经最终仍不过是为了讲“理”，而回归经学在方法亦尚未成熟①。与此相应，正是随着方法论意识与考证方法的日渐成熟，乾嘉汉学才能最终取代理学而主盟学坛。 　　乾嘉汉学家承续清初回归经学的总体方向，在复兴古文经学的立场下，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或方法贯彻在具体的经学阐释中。在此过程中，宋学不仅被视为空疏的代名词，而且宋学自身作为对汉唐经学的反动，必然遭到旨在为汉唐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平反的乾嘉汉学家的大肆批判，如江藩就说“近今汉学昌明，徧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抵宋学”。不过，在其时的汉宋之争中，汉学家对宋学的大使批驳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②，但若是由此就说汉学家彻底清算了宋学，似乎并不恰当，而毋宁说他们只是有意或无意地对宋学之作用划定了某种边界。这不仅是因为宋学依旧是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而程朱义理仍是那些科考士子解经立说之标准，更主要的乃是就汉学家自身而言，他们并没有对宋学存在的合理性或有效性作出完全的否定。因为在清人的意识中，是否尊崇程朱，与是否可称为“汉学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8。也就是说，乾嘉时人并不以尊崇程朱与否来作为区分汉、宋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