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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研究进路与思考 　　摘要：本文从解释“本土化”概念入手，分析国内外学术界对在华基督教本土化的研究现状，提出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分为五个阶段。考察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进程，对理解明末以来天主教在华的历史状况，以及进一步探讨天主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基督教；天主教；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B97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065-03 　　 　　2010年12月7日至9日，中国天主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会见全体代表时要求“一会一团”新一届领导班子要“积极探索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途径。”［1］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指出，要“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神学思想体系。”［2］新途径是什么？本土化如何推进？这些都是学术界应该深入研讨的问题。 　　一、关于本土化概念及内容 　　何为本土化？学术界意见不一，常常同时使用“本土化”、“本色化”两词，许多人将二者视为同义词。笔者赞同林治平的解释：“本色化（indigenization）原意为‘土生土长’。……‘本色化’乃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变迁的过程。说得更浅白一点，本色化乃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当甲文化传至乙文化中时，甲文化在乙文化中找到落脚点与生根点，且甲文化之某些符号意义如何为乙文化所接受，同时在乙文化中生根发展，甚至于开花结果，其整体之过程及其中所遭遇之问题，我们皆可称之为‘本土化过程’。”［3］ 　　本土化包括哪些内容？山本澄子认为包括7方面：（1）中国的本色教会应以中国人为教会的构成；（2）教会经济、行政与运作等应自立；（3）教会在教堂建筑、圣乐、圣画、礼拜仪式等方面应中国化；（4）教会应该容纳中国人的祭祀与习俗；（5）教会要置身于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现实问题之内；（6）教会要除去欧美教会的传统与色彩；（7）教会要能自治、自养、自传。［4］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后，“便已启始其漫长而不见成功的本土化进程”。［5］(P43-50)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术界大略有六种研究范式：（1）传教学范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学者从基督教这种强势文化怎样向中国传教的视角研究在华基督教传播史，代表作是赖德烈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2）冲击反应范式，兼顾基督教的传播和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两个方面。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被指责“负有丢失中国的责任”，［6］(P291)但是，1982年为纪念利玛窦入华400周年，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出版了《中国和基督教》，讲述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堪称该范式的代表作。（3）传统与现代范式，以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为中心，主要关注传教运动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中国社会对传教运动的反应，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900年前的基督教传教运动及其影响”一章是该范式的代表作。［7］(P32)（4）文化帝国主义范式，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激进学者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关系的基本范式，并作为后殖民批评的主要话语之一被借用来分析传教士在华活动，柯文著《中国和基督教：传教运动与中国排外运动的增长（1860—1872）》是其代表作。［8］(P103)2002年，在对这一范式批评的基础上，又提出“超越文化帝国主义”［9］(P301-325)概念。（5）中国中心说范式（China-centered），从重视传教士的影响转变为探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柯文于《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提出“中国中心说”。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认为：“过去25年中，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发生了重要模式转换。一般说来，这一转换是从差传学和欧洲中心论的模式转到汉学和中国中心论模式。”［10］在华传教史的研究从重视传教士的影响转变为探讨传教运动与中国社会文化之间的互相影响，从主要关注西方传教士转向关注中国基督教徒和中国基督教本身的转变，从过去单一的社会文化取向发展为更为广阔的多维视野，从较为宏观的描述性研究转向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微观分析。其代表作是丹尼尔·贝斯的《基督教在中国：从18世纪到今天》。［11］(P32)（6）中国人中心说范式（Chinese-centered），20世纪90年代，保罗·玉尔提出以“中国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理论方法，认为“中国人为中心的教区或教堂历史，首先必须关注中国教徒的观点，试图再造他或她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 ［12］该范式的代表作是钟鸣旦的《杨廷筠：明末天主教儒者》。 　　（二）国内研究现状 　　基督教入华史的研究由来已久，而真正形成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1917年，陈垣发表《也里可温教考》，这是中国基督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