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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社会关注及其理论拓值 　　摘要：“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在我国已成燎原之势，在各界广泛认可和讨论中，逐渐形成自己的解释逻辑、建构路径和话语体系。为提升“包容性增长”研究的品质，推动研究向深度进展，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有必要重新审视“包容性增长”研究兴起的背景，概括学人关注的焦点分布，理顺研究思路的线性轨迹，归纳研究视域的平面铺陈，总结学术框架的立体构造，反思研究的问题与不足。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研究途径：研究反思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013-07 　　一、关注背景及其关注度 　　1.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国际社会背景 　　第一，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断深化，增长理论沿着单纯强调增长（涓滴增长）一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益贫式的增长（pro-poor growth）→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逻辑在演进。在“包容性增长”提出的过程中，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也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功不可没。他们做了大量的调研和论证工作，现在学术界援引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多源于这些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在此基础上，国外学者从收入与非收入、过程与结果等维度阐释了“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并尝试对其进行评价与测度，形成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第二，21世纪初至今，全球财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全世界范围内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的国家数量却大幅增加，非收入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日益增强，不平等维度（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日益增多，而且这些维度之间呈现出相互关联和代际传递的趋势。在亚洲，在有数据可查的21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4个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有所上升。于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呈现出来，即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却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和发展机会不平等。 　　第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助推了“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提出。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受到严重冲击，这极大地破坏了“包容性增长”的原则。虽然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实施的一揽子计划成效明显，但由于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方式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根本改变，外需缺乏持续增长动力，由上一经济周期形成的产能过剩在危机后凸显出来。外需导向、内需不足昭示着中国高速增长背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2.关注“包容性增长”的国内社会背景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9.8%，2010年更是超越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GDP增长带来了贫困人口比例大幅度下降，但基尼系数显著上升，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28上升至2009年的0.47。而且，城乡及地区间收入的不同步增长，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1985—2005年，城乡人均收入的比例由1.9：1上升至3.2：1，而沿海地区和西部省区的人均收入比例由1.4：1上升至2：1。收入差距的拉大引发了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却相对滞后；GDP高速增长，就业却低速增长；收入差距扩大带来了贫富分化加剧；城乡差距扩大带来了区域分割问题严重。同时，经济结构不合理下的增长，也使得经济与生态矛盾逐步加剧，资源环境压力凸显。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其实就是世界发展的缩影，是一个“非均衡增长”的典型案例。 　　第二，“社会排斥”现象是推动“包容性增长”问题获得高度关注的重要推手。“社会排斥”是指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政策法规等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它与社会包容相对。在我国现行的社会政策、法律法规中，“社会排斥”现象是存在的，如城市农民工不能享受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城市市容管理与小商贩的冲突、城市化进程中的强拆问题，等等。毫无疑问，这种排斥性体制具有造成社会结构断裂和政治秩序崩溃的风险。 　　3.“包容性增长”的社会关注度激增 　　随着包容性增长这一语汇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其社会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从学术论文与媒体报道对它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见表1）。可以看出，2009年之前，这一主题基本上处于未关注状态，而2010年，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传媒界对其关注度一下激增，2011年增长则更快。这主要源于国家主席胡锦涛近些年在多种场合下提到“包容性增长”与“包容性发展”的缘故。因此，笔者认为，一个语汇的政治关注可以带来较大效应的学术关注与媒体关注，同时，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政治家的“政治发动”，然后在媒体与学术界的双重关注下得以持久的讨论，最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分析当前的关注现象可以发现，首先，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政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