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想象与异化.docVIP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想象与异化 　　摘要：“民间”在整个20世纪文学表述中始终是一种去旧迎新的拯救性力量的指称，但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作家文学表述中，文人精英每一次靠近“民间”的努力，最终却将“民间”推向更遥远的彼岸，“民间”反而成为一处被表述的空间。这个在一代代文人精英文学想象中被建构而成的“民间”异托邦，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因为关涉现实生活时空中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选择和跨学科研究视阈的拓展，变得更为幻化难辨。如果不加辨析将作家文学表述中的“民间”当成现实民间意识形态，并据此来辨析现实生活时空中民间、精英与体制话语的价值选择，则势必导致某种意义的误读，造成“民间”概念范畴理解上的混乱。 　　关键词：民间；文学想象；异化；意识形态；价值选择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9841(2012)03-0094 06 　　在整个20世纪学术文化史上，不管是革命前夜的20年代，时局动荡的30、40年代，还是政治挂帅的60、70年代，抑或是祛魅还原的80、90年代，“民间”在文学表述中始终是一种去旧迎新的拯救性力量的指称，作为一种文化热潮绵延了近一个世纪。1994年陈思和在《上海文学》、《文艺争鸣》上分别发表了《民间的沉浮》和《民间的还原》两文，从文学史研究视角探讨“民间”的存在形态和价值意义，建立了知识分子民间立场、民间文化形态、民间审美形态等一系列学术范畴，这对重新审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发展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但进入新世纪以后，“民间”概念因涉及知识分子价值立场的转变以及跨学科研究视域的拓展，在声势浩大的“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的争议中，知识分子与“民间”界限日益模糊，两者的关系越发幻化难辨。在这一争论中，不管是“民间写作”的倡导者还是反对者都为各自的论点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支撑，却都不曾细究过百年来文学领域“民间”文化形态的形成和意义内涵的时代变迁，他们极力声援或坚决反对知识分子走近的“民间”到底是谁之“民间”? 　　一、“歌谣民间”：“民间”的发现 　　在汉语词汇里“民间”是一个合成词，最早将“民间”合成一词始自???汉《春秋繁露》卷四《王道第六》“今陈侯恣以身出人民间”[1]，指与官方生活空间相对的街头闾巷。在现代语用学意义上“民间”通常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文化地域概念，指与官方社会文化生活相对的平民生活空间；其二是社会群体概念，指与官方相对的民众群体；在日常用语中这两层意思往往相互融合而无严格区别。尽管“民间”作为一个标明阶层、文化身份序列的社会群体概念早就存在，文学作品中民间意识的流露也可上溯至《诗经》，但其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审美范畴而存在则晚至明代。冯梦龙《序山歌》：“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日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惟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2]冯梦龙将以述唱“民间性情”为特色的山野之歌与“风雅”并称为文学源头，搜集和整理了大量民间白话小说和山歌民谣，以文学实践张扬了中国文学的另一脉，彰显了一种“民间性”文学价值观。“民间”由此作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化空间和文学审美范畴正式进入文学领域。但真正将“民间”作为一个学术理论范畴赋予其相对完整的学科建制意义，则晚至20世纪初。刘半农、沈尹默发起北大民歌征集活动，从1918年到1925年以《歌谣》周刊为中心收集、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民间歌谣，由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文学“民间”热潮。1919年9月周作人为刘半农收集的《江阴船歌》作序，给“民间”下定义说：“‘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和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知的情绪和事实”[3]。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也认为所谓“民间”就是“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姬，弹唱的，说书的”[4]。他们对“民间”的理解依然承袭了冯梦龙《山歌》的文化传统，以山野小调之中隐藏的“民间性情”来指称“民间”。因此，在歌谣运动中歌谣的征集以求真为要，在征集《简章》中规定“不可以加润饰”，“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5]。在歌谣整理过程中，有语言学家钱玄同、沈兼士等专门负责方言考订、语音记录等技术性工作。1922年成立歌谣研究会后，创办《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对征集规定做了进一步调整，认为征集时“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由寄稿者加以甄释”[6]。 　　20世纪初中国学界发起“歌谣运动”，发现“民间”并非事出偶然，“民间”在此时进入现代文化学术领域有其时代契机。“五四”运动爆发后，经历了具体制度变革失败之殇的“五四”知识分子，期望能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来启蒙国民大众、革新文化，重塑一个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