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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国集团定位与机制建设 　　摘要：作为一种非正式国际机制，二十国集团（G20）的定位是在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寻求政治共识，这一机制定位决定了G20的机制建设要走出一条加强“机制化”但不要“正式化”的特色道路。当前G20的机制建设正面临着共识、延续性、合法性与執行力四大困境，为克服这些困境，G20未来的机制建设必须坚持非正式性和领导人的战略引领，进一步完善峰会轮值主席国的“三驾马车”制度，构建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伙伴关系，完善机制架构，改进相互评估程序，提高协议的執行力。 　　关键词：G20；机制定位；政治共识；机制建设 　　作者简介：朱杰进，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3—0031—12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码：A 　　本文属国家社科（11CGJ006）、教育部课题（09YJCGJWOIO）、博士后课题（20110490749）、上海市教委课题（11ZS67）、校级重大课题（当代外交类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B701）和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创新团队项目资助。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在制度层面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变革，一次是1995年关贸总协定（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另一次是2008年二十国集团（G20）取代了八国集团（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平台。迄今为止，G20已经成功召开了6次领导人峰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也进一步奠定了它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G20正经历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处在机制建设的关键时期。有关该机制如何建设的问题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研究课题。理论意义是国际制度研究正经历从“为什么国际制度重要”到“国际制度如何设计”的研究议程转换，通过G20这个经验和案例研究，能进一步丰富相关的理论研究；现实意义是G20对中国具有特别重要意义，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在世界经济管理中远未达到这个地位，而金融危机和G20机制的诞生给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不断增加中国???国际话语权，2009年周小川在G20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超主权货币”方案，又被称为“周小川方案”，2010年在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大大上升，所以说G20这个机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深度参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难得机遇，这是一个中国通过和平方式改变世界游戏规则的场所，因而探讨G20的机制建设，可谓制定“规则中的规则”。 　　一、G20机制建设的路径选择 　　理论上关于G20的机制建设，按照是否建制以及如何建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 　　一是“G20机制地位未定论”。认为金融危机将G20匆匆推入机制化进程，其未来前景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因而，现阶段与其思考如何推进G20机制化建设，不如思考G20机制化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张海冰提出，G20机制化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调整进程，但在“后危机时代”G20发展也面临动力削弱的趋势，G20机制化进程将充满不确定因素；王勇也认为，G20机制内部小集团林立，既有老牌的G8，也有新兴的“金砖国家”，这些小团体的存在，说明G20的基础并不牢固，未来G20机制如何发展，还要看国际社会对G20机制的需求到底要多大。这类研究关注了G20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也较为客观地分析了G20机制化面临的挑战。 　　二是“G20非正式机制建设论”。非正式机制建设者认为G20“非正式机制”的性质决定了G20机制化建设必须走一条“非正式机制建设”的道路。G20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非正式国际机制，或者称之为软机制，也就是对成员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加拿大G20专家约翰·柯顿（John Kirton）在详细分析了G20的公报和声明后指出，G20之所以是一个非正式机制，这是由G20机制的宗旨所决定的，根据G20首份公报，“G20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新机制，旨在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建设性对话的平台”，这一机制的性质和宗旨就决定了G20机制化建设必须坚持如下特征：没有常设秘书处等庞大官僚机构、没有固定的议题设置、不采取投票的决策程序、不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等； 　　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机制建设”与“机制建设无所作为”截然不同，在“非正式机制建设”论者看来，秘书处建设、议题建设、决策程序建设、决议落实机制建设仍然是G20机制建设的重要方面，只是机制建设不宜改变G20非正式对话的性质，在此前提下，应大力推进G20的机制建设和制度创新。比如秘书处建设方面，G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