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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弱者武器传媒农民利益表达与抗争策略选择 　　内容提要 在当前利益表达与协调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进行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底层视角与理论试图探讨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了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关键词 弱者武器 传媒 农民利益表达 维权抗争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172-05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由此带来的问题层出不穷，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这些问题中，尤以农民的遭遇以及引发的利益表达、抗争与话语权保障问题为最。在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借助一定的社会力量是农民进行利益抗争比较经常的策略性行动。通过借助社会力量，农民“能够增强利益抗争场域中资本力量的对比关系，从而使利益纠纷的解决朝着有利于自身方向发展”。①在各种社会力量中，较常见的也较具吸引力的就是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 　　关于农民维权抗争的事件近年来时常见诸报纸、电视、网络等传媒，其中关于农民工讨薪事件报道如爬塔吊讨薪、跳楼讨薪、裸体讨薪、太太讨薪队等，以及因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和基层干部贪腐等深层次原因引发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报道尤为引人瞩目，日益引发人们对底层民众生存困境与权益维护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担忧。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在这些形式多样、此起彼伏的维权抗争报道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隐含其中、不容忽视的一大逻辑，那就是——当前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越来越积极地或无奈地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媒，尤其是网络等新媒体进行利益表达与抗争。不论成功与否,这其中都反映出艰难困苦中的抗争者以传媒来作为利益表达与抗争资源,将自身或集体的维权困境转化为一个媒介事件。笔者将这种抗争机制定义为“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即农民在维护抗争中以传媒作为抗争的武器。 　　农??的维权抗争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美国农民研究专家斯科特认为，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他在马来西亚农村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日常抵抗”的解释框架，认为研究农民维权 　　依循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日常抵抗”解释框架和底层研究视角对中国农民维权抗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学者多集中在社会学领域，如郭于华的《“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 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反抗的底层视角》，《读书》2002年第7期。于建嵘的《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 于建嵘：《农民维权与底层政治》，《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董海军的《“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 董海军：《“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农民维权抗争的底层政治》，《社会》2008年第4期。等。上述研究尽管对理解当前农民的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大多对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这一抗争机制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从底层社会与传媒的关系角度，对转型期农民的利益表达与媒介话语权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缺乏。其实,弱者不仅是采取日常抵抗的形式或将自身身份武器化来进行抗争，他们还会将传媒作为利益表达的武器，在社会政治的大环境下，尤其是新媒体的语境下，利用现代传播媒介的公开性、权威性、互动性、聚合性与影响力等功能优势进行抗争以引发政府和公众的广泛关注，从而达到尽快解决问题的目的。 　　转型时期，农村经济社会的利益格局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处于弱者地位的农民因为不能够、不满足或难以通过信访、司法救济、政协等制度渠道进行权益维护，而是公开地、喧闹地、非正式地以传媒作为舆论武器进行利益表达与抗争。在这里，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的运行逻辑至少需要回答以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作为弱者武器的传媒何以可为、作为弱者的农民媒介表达何以可行这样一些问题。本文下面要做的，就是试图运用底层社会视角深入探讨这样一些问题，从而弥补学术界在底层社会与现代传媒之关系方面研究的不足。 　　二、传媒作为弱者的武器和策略选择何以可能 　　1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是表达民意、反映民情的一条有效渠道 　　一个国家要保证公民利益诉求的通畅表达，必须设置健全有效的表达与协调机制。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虽然我们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信访制度、听证制度、社会团体利益表达制度等，这些制度在维护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弱势群体利益表达与权益维护的困顿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