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公共政策价值分析.docVIP

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公共政策价值分析 　　摘要：从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和农田水利的实际出发，新中国农田水利政策与建设实践因其符合普惠、可行、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的价值标准，赢得了全社会、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支持，使我国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农田水利发展的历史表明，确立农田水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制定完善的兴修农田水利的公共政策与制度体系。是推动我国农业生产力持续发展、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农田水利；公共政策；农民；价值 　　中图分类号：S279.2；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12-0108-04 　　公共政策是政府、政党或其他社会公共权威部门，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当下的社会需求，规范和指导有关机构、团体或个人的行动，“有效地调动和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等价值目标的主张或决策”。新中国成立以来，农田水利建设不仅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而且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农田水利建设政策符合公共政策的特征。因此，从公共政策的价值标准：普惠、经济效益、社会可行和实践检验的标准出发，来分析农田水利建设的特点、绩效和发展方向等问题很有意义。 　　一、水利建设确立了普惠的政策标准 　　自古以来洪涝灾害就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一旦洪水泛滥，不仅造成“人为鱼鳖”、“灾民遍野”的惨剧，而且农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几近停滞，兴修水利的迫切性不言而喻。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兴修水利的主要目标是：防洪安全，保障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粮食安全，保障粮食供给；21世纪国家则把水利提升到关系国家“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可见，水利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所呈现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受益的非排它性上，即水利效益可以使全民共享。水利建设所具有的普惠目标，引导和约束中国共产党、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民众在各自的领域内以其制度化的活动推动农田水利建设，并使其效益为现实和未来的各社会主体所平等分享。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面临着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等众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全国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综合了各种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把兴修水利当做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为兴修水利，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提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和方针，如20世纪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一定要根治海河”；21世纪的“让黄河为中华民族造福”等一系列指示，既显示大江大河对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威胁，又昭示国家治理大江大河的决心和信心，具有鲜明的人本价值取向。 　　兴修水利的决策作出之后，国家很快就制定了水利建设的基本政策：大力防治水患，重点进行河流治理工程，同时兴修灌溉工程，减轻旱灾。“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在重点治理大江大河的同时，把兴修农田水利、保持水土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1958年5月，国家提出水利建设的方针是“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简称“三主”方针）。1965年水利电力部党委制定了“三五”期间水利工作方针：“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狠抓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建设的水库之功能次序是：灌溉——发电——航运（能利用时）——渔业或养鱼（能利用时）——环境保护等，由于确定了灌溉的优先地位，奠定了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发展的基础，而且这一政策一直贯穿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以前。 　　20世纪80年代，水利改革提出“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市场化改革方针，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也进行了市场化的改革，但由于忽视了农田水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农田水利建设规模相应缩小，有的地方甚至处于停顿状态，导致粮食产量在1984年以后一度处于徘徊状态。20世纪90年代，国家逐渐恢复了农田水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并在政策上逐渐予以强调和支持。 　　进入21世纪，鉴于农田水利的极端重要性，从2004年到2011年中央连续出台的8个“一号文件”，都提出要把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作为现代农业建设的大事来抓，明确了农田水利的公共产品属性，加大了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入。这些文件作为我国农田水利建设的政策依据，为农田水利的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特别是2011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从战略的高度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其中强调：要“突出加强农田水利等薄弱环节建设”，“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健全农田水利建设新机制”。这些政策的实施将会极大地促进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 　　农田水利建设所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