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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追寻与心灵慰藉 　　摘要：李贺是唐王朝的同宗，对李氏王朝怀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体现在他或自认为是王孙的自夸自矜上，或欲建功立业、治理国家的理想上，或在王朝危难之时表现出的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上。与皇族无法抹去的情结对他的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都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李贺；唐王朝；王孙情结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22-03 　　隋朝末年，陇西军事集团崛起，并经过多年的征战，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统一的唐王朝。唐王朝的建立和不断强盛，铸就了李姓宗族的辉煌，使大量的李姓人尤其是李姓士子无论位居豪门还是身处寒舍，都有一种荣耀感与自豪感。他们的先人或许真与李唐王朝同宗，或许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但不管怎样，他们对李氏王朝都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或体现在他们自认为是王孙的自夸自矜上，或表现为欲建功立业、治理国家的理想上，或在王朝危难之时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精神上。中唐诗人李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李贺，字长吉，河南福昌（今河南宜阳）昌谷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卒于唐宪宗元和六年（816）。关于李贺的家世和身份，《旧唐书·李贺传》说：“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应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辨》，贺竞不就试。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新唐书》云：“李贺字长吉，系出郑王后。”《太平广记》《唐才子传》《唐摭言》都有类似的记载。杜牧所撰的《李贺集序》云：“皇诸孙贺，字长吉。韩吏部亦颇道其诗歌。”据朱自清《李贺年谱》考证，他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郑孝王李亮之后，但传到李贺已近200年。 　　李贺父亲李晋肃的职业，只有五代王定保的《唐摭言》载有“边上从事”一句，可以知其军旅生活并无大功。其官职亦不高，是个县令。李晋肃在世时，李贺家的经济状况还较为富裕，家里雇着“越佣”、婢女和巴童。父亲去世后，家里只剩下一寡母郑氏和一姊一弟与他相依为命。李贺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旁支远裔、家境破落的宗室之家。 　　在中国文化中，论人必溯及“家世出身”，??导致人们对家庭、血缘和自己所属群体的“传统”有一种特别的依恋和依赖。作为个体的“我”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非我”的状态，“我”不过是父之子、君之臣，是附属于国、家的一个存在符号。正如严复所说，“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梁启超也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李贺的家世与李唐王朝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这种同宗关系无疑给他以兴奋和遐想。同时没落王孙的心理感受，使他不甘沉沦，于是激起身怀才学的诗人重振门庭的强烈欲望。王孙心理不仅是塑造诗人挺拔孤傲个性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诗人政治式悲剧创作心态形成的心理基础。 　　中唐时期，虽然国家经历了安史之乱而元气大伤，但知识分子追求功名的热情却依然高涨。据《太平广记》云：“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长大后，“手笔敏捷，尤长于歌篇。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壁，万仞崛起，当时文人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其乐府诗数十篇，至于云韶乐工，无不讽诵”（《旧唐书·李贺传》）。才高早慧，加以王孙情结，激发了李贺与生俱来的担当天下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择落长竿削玉开，君看母笋是龙材。更容一夜抽千尺，别却池园数寸拟。”（《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一）诗人在《竹》中云：“三梁曾人用，一节奉王孙。”以竹喻人，借竹写志，表达了诗人志在功名的抱负。有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忧眼枕剑匣，客帐梦封侯”（《崇义里滞雨》）的强烈人世意愿。 　　李贺的理想抱负以及对功名的追求，其目的除了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忧国忧民的成分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复兴李姓王朝的宗室情结。正如清代学者宋琬所说：“贺，王孙也，所忧，家国也。”然而，多事之秋的中唐，王朝衰微，使李贺有着“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和“羞见秋眉换新绿，二十男儿那刺促”（《浩歌》）的强烈的焦虑感和忧虑感。李贺诗歌中有一批针砭现实、反映其社会理想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臣子发愤努力、锐意进取报效朝廷和君王的诗歌，如《雁门太守行》《南园》《马诗》（其三、其五、其七）等，弥漫着一种显亲扬名的风发意气和报效明主的献身精神，如“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等；另一类是揭露君主骄奢淫逸、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的诗歌，如《猛虎行》《吕将军歌》《感讽六首》（其三）《老夫采玉歌》等，是从反面来表现作者的宗国之忧。《猛虎行》通篇暗示中唐地方藩镇的骄纵和跋扈，《吕将军歌》和《感讽六首》（其三）则直指宦官充当统帅，贪生怕死，丑态百出。又如《金铜仙人辞汉歌》，借汉室衰败、金铜仙人东迁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