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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调解制度合理性探究与改革 　　关键词： 法院调解制度；调审合一；民事诉讼；历史合理性；现实合理性 　　摘要： 法院调解制度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方式之一，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存在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再加上该制度自身的某些缺陷，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已然削弱，其调审合一模式也有碍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因此，法院调解制度应该被废除，用和解代替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2)03－0137－05 　　调解是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之一，而法院调解制度亦是我国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1〕。法院调解的过程，既是审判人员行使审判职权的过程，又是案件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过程，是在审判人员和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努力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章规定了法院调解的原则、方式及程序。同时，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在长期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调解主导型的民事审判方式，这一方式在国内曾一度深入人心，更有国外学者称誉其为“东方经验”。黑格尔曾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2〕。如果这个预设具有普适性，那么法院调解制度的存在显然是合理的。然而当下中国法学界对于这一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巩固和强化的审判方式提出了质疑，甚至有学者主张废除这一制度，而这些质疑作为一种“存在”也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上述两项“存在”并无矛盾，因为法院调解制度具有两个层面的合理性——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理性。本文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合理性重新加以审视，并思考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期使其与当下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契合。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合理性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支撑 　　 法律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法律根源于社会，任何法律制度总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与文化也是紧密相连的，文化通常指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3〕,而在层次上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方面。“深层结构”是文化不曾变动的层次，“不曾变动”并不是完全不变，而是相对于频繁变动的表层结构而言，即在文化的表面层次上，变动是一种常态，历史每出现一次波动，带来的结果不是突破和进步，而是一场乱和乱之后对结构稳定的重新回归，所以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4〕。中国社会所形成的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法律理念，过于简约的立法，刑主民辅的法律规则体系，程序工具主义的法律传统，淡化权利、漠视权利的思想观念，正是这一静态的目的意向性支撑的法律文化的中国式表象。 　　中国一直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模式为主，重农轻商。农业生活的特点在于“农业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不能够像游牧民族那样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也不能像工业之人择地而居，迁移无碍”〔5〕，人们围绕耕种的土地形成村落，村落则构成了社区的基本单位。所以，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中国的基层是扎根于土地的，中国的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社会中，由于生产、生活场所固定化，人口流动小，社区间的交往必然疏少，所以，乡土社会里面的成员彼此世代相知、相交，形成“熟悉”社会。这种社会环境造就了中国人求安定太平、天下团结、天下一家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复杂而又脉络清晰的人情网，传统文化要求社会成员在待人接物上忽略权利的享有和划分，追求和谐、安定、统一，在纠纷的解决上，注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学者孙隆基将之称为中国人的“和合性”。这种和合性表现在传统的忽略自我、贬抑自我甚至牺牲自我的做人方式和以保持安定和谐为最高目的的人际关系模式上。例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主人公秋菊在状告县公安局行政不作为胜诉后，失掉的就是这种“和合性”，于是秋菊成了“冷血无情”、“不讲仁义”的被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所排斥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人情味就是调解制度的根系所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即几千年来不曾变化的“谦和”、“忍让”、“义务本位”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是孕育调解制度的温床。 　　 （二）法院调解制度与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契合性 　　 法院调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审判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对当事人讲解法律政策和进行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其二是审判人员主持引导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调解协议，终结诉讼。由此，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