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结构调整的“节点”.docVIP

抓住结构调整的“节点” 李金亮 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或地区，从结构的意义上说，它们的经济都不能判定为是十全十美的，总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只有当这种结构严重的影响到了这个经济本身的规模、速度、质量和效益时，对这种结构进行调整，就会被提到日程上来。在这一点上，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不可能有什么例外。 当然，计划经济中的结构问题主要由计划所造成的，而市场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则主要由市场所造成。由于问题的产生根由各不相同，因此，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于结构问题的解决，便有着完全不同的泾渭。 对于计划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计划当局总是想用计划的办法去加以解决。但是，这种用计划去解决计划经济中的结构失衡，不仅在理论上不能做到自洽和合乎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缺乏成功的实证经验可以为之佐证。 那么，计划经济中的结构问题，又能否通过市场去加以解决呢？应该看到，这同样也是不可能的。首先，采用计划手段对资源进行配置的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大都将市场视为“异端”。因此，用市场的办法去解决计划经济中的结构问题，便会遭遇到几乎不可逾越的由意识形态所划定的“雷池”，从而使得计划当局作茧自缚和动弹不得；其次，即使不顾及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企图引入市场的力量去解决计划经济中结构问题，也是行不通的。在上个世纪，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特别是像波兰和匈牙利这样的东欧国家），进行了经济改革，它们试图突破意识形态方面的藩篱，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引入市场因素，以解决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经济发展滞缓的问题。例如，在波兰就曾一度盛行“兰格模式”；而在匈牙利，以“短缺经济”为理论的“科尔内模式”也曾名噪一时。然而，这种试图对计划与市场进行平分秋色的调和与融合的努力，终归遭致失败。而其后的东欧各国，都无一例外的摈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并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去刺激经济发展和解决结构方面的问题。（根据一些专家学者——如秦晖和金雁等人的观察和研究，正是这种市场制度和市场机制，使得这些国家最终完成了过渡和转轨，并使一些国家成长为发达国家。） 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是既不能用计划的办法也不能用引入市场因素的办法去解决自身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问题的。 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主要通过市场制度和市场机制去加以解决和推动。这种做法，不但在理论上已经有了逻辑严密和高度自洽的解释（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人的理论），而且，当今世界的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无一不是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和市场选择去解决经济结构问题，也从实证的意义上佐证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和地区，能否通过计划的办法（或者是政府主导的办法）去推动经济的发展和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应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是存在困惑和莫衷一是的。颇为典型的，一是在理论上对凯恩斯主义的认识；二是对上个世纪日本“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实践经验的判断。 其实，与其说凯恩斯主义所阐述的是“市场与计划”的关系，还不如说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凯恩斯的全部理论中，并没有对市场经济制度进行全面否定的论说，他只是强调，对于在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经济衰退和结构失衡问题，不能由“自由放任”的市场去加以解决，而是主张政府要制定和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实则为赤字财政的政策）去刺激经济的发展和解决结构的失衡。自从凯恩斯主义问世以来，被付诸实践的凯恩斯理论可谓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确实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实行凯恩斯主义“上瘾”之后，这种理论的实践结果不单挤占了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空间，而且由于财政赤字的日益庞大，更是造成了宏观方面的失衡并衍生出其他一系列的问题。 日本，无疑是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然而，日本的经济又是长期受到政府主导的国家。日本政府（特别是它的“通商产业省”）通过与经济寡头“经团联”的关系，将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传导到从宏观和微观的经济活动中去。这种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起到主导作用的模式，被称之为“日本模式”。这种模式为东亚国家乃至南亚国家所临摹，也卒之变成了“东亚模式”。日本经济在其自身模式下的发展以及在日本这个“带头雁”领引之下“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起飞，使得日本模式名噪一时。日本对“产业政策”的推行乃至实施这种政策的主要推手——日本“通产省”，也就被人们赞誉有加。（见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和加州大学约翰逊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然而，“东亚模式”在其风光一段时间之后，最终却未能抵挡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一些先前实行这种模式的国家，也最终放弃了这种模式而回归到了市场选择的道路（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金大中总统当政时的韩国）。至于作为这种模式“原产地”的日本，则最终遭遇到了泡沫破裂和为期10年的经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