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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廉洁型政党建设道德之困 　　保持政党的廉洁性，是一个执政党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形成清明的政治，才能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才能奠立雄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这是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通观世界范围内的政党政治，没有哪一个腐化堕落的政党能够保持长期的执政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种情形，在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中共从建立政党时起，就把自己定位为民族的、阶级的先锋队，而中共作为先锋队的先进性，不仅仅体现在思想方面，体现在掌握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还体现在自觉的无产阶级道德觉悟方面，体现在它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并能够自觉为人民服务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中共也一直力图把自己锻造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而且在具体的执政实践中，中共也始终把廉洁型政党作为自己的目标和要求。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严格要求，在中共执政60多年来，从总体上说，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廉洁型的政党，因而在总体上，中共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同和支持，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雄厚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共执政以来，党内也出现了部分腐化堕落者，例如，在建国初期就出现了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贪污盗窃国家资财案件——刘青山、张子善案件。特别是近年来，这种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不仅贪污的数额越来越大，而且腐化堕落人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在2009年9月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之所以提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这一重要课题，一方面表明，中共中央对目前的党风不正、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现象的严重不满，当然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党内腐化堕落现象的严重性质。 　　那么，为什么中共非常重视廉洁型政党建设，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却出现了与廉洁型政党目标相背离的情形呢？固然，这与和平环境下各种外部诱惑越来越多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最为根本的是廉洁型政党建设的路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在学术界基本上都已形成共识。具体地说，在建设廉洁型政党的路径问题上，通常强调的是自律（“廉洁自律”一词经常出现在各种文件中，即反映了党建对自律的路径依赖），而非他律，即制度性建设路径。 　　应当说，自律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在每一个党员个体都有高度的觉悟的时候，它对于建设廉洁型政党也将是非常有效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这里，笔者并不打算就自律的合理性浪费太多的笔墨，而是进一步检讨自律在廉洁型政党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弊端，从而藉此使人们认识到他律在廉洁型政党建设中的作用。 　　在廉洁型政党建设过程中，自律存在三方面的道德困境： 　　第一，自律过分强调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却忽视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因而忽视了如何抑制人性恶的制度性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建立在人性善假设的基础上的。这样就为自律的实行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每一个党员都是道德高尚的，特别是党员干部更是道德的楷模。对此，无论是在入党的条件还是对党员的考核中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例如，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第一章“党员”第二条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既然如此，那么，也就不需要外在的制度约束了。因为，从这一人性假设出发，那些外在的制度约束，不仅是对党员自觉性的怀疑，而且还增加了制度运行的成本，因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忽视如何抑制人性恶的制度性建设，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有了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道德规范的约束是有限度的，而且它要真正发挥作用，还必须保证大家都有充分的道德自觉性，假如有一个人突破了道德底线，其他人就会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从而会引起整个道德堤坝的崩溃。这样看来，道德的自我约束在恶面前是无力的，自律难以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反而容易走向其反面：扬恶抑善，因而自律在建设廉洁型政党方面的作用是有限度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人，无论是作为单个的人还是群众中的一分子，就其本性而言都是不完善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65页。正是因为不完善，或者说，在人性方面存在着恶的一面，我们就要寻求以制度来限制恶的发展。 　　第二，自律容易形成依靠政治忠诚的人身依附关系。自律的作用机制在于道德，然而道德是有弹性的，何为道德，又何为不道德，其解释权却又没有掌握在党员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上级手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和我国的干部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的干部制度就明确规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虽然是民主集中制的要求，但是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