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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人是文学最根本任务 　　“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 　　就是把人当人来写 　　今天的题目叫“写什么，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前两年在上海有过一次讨论，有批评家说“写什么”是一个问题吗？！无论是曹雪芹的时代，还是我们现代，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可以不去考虑写什么。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面对像万花筒一样、令人头昏眼花的现实生活，一个作家只能选取一点点素材来写，不能写出一本包罗万象的小说。你也不能把你在社会上所看到、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你熟悉的所有人物都写一遍。高明的作家就是选择一个好的题材，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题材，讲述一个能够令人有切身感受的故事，这个选择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如果选择了一个尽管很热门、很时髦但不适合自己的故事，我想，这很难写好。 　　像沈从文这样一批现代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太会关注写什么。鲁迅写那些文章，是因为他有那样的文学理想，他要用文化的方式治疗中国人心里的疾病，他要用文学的方式救治病弱的民族。他选取的人都是社会中有“病”的人，也就是被社会压得丧失了本质的人，像孔乙己这样的小人物非常可怜，值得同情。沈从文写吊脚楼里的女性，写旧时代，写种种的兵匪，是同他的文学理想相一致的，他要表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要得心应手，也只能选择这样的人物。至于家庭里的勾心斗角，小叔子、嫂子、小姑之间的故事，母亲跟女儿的故事，则是张爱玲擅长写的，因为她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非常熟悉这些事情。 　　说了半天，想来想去，“写什么”的问题，归结到最终，就是把人当人来写。这也是一代又一代作家获得的最真切道理。过去有些文学作品之所以没有生命力，没有说服力，写出来的人物之所以不感人，就在于我们创作理念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就在于我们要把工农兵塑造得完美无缺，就在于我们要把所谓的敌人写得一无是处。用这样的方法来写作，必然会写得概念化。作家的觉悟就表现在，不管是写好人还是写坏人，都应该把他们当作人来写。 　　沈从文在云南昆明联大教书的时候说过，文学要贴着人写，不管写什么小说，题材不是绝对的，绝对的是你要根据人物自身的逻辑和心理来写。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我把沈从文的话改造了一下，改成了文学要“盯着人写”，更加强调要把写人当作文学作品最首要、最重要的内容，把人写出来，让读者难以忘记。这也是小说应该追求的最高、最理想的标准。一部作品，如果没有把人写活，就始终不可能成为好作品。怎么样把人写好写活？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人，即便是虚构的人，你也要熟悉。当虚构的人在头脑里构思许久，让你像跟一个陌生的朋友慢慢相处，最后变得很熟悉，熟悉得就像你自己的家人、亲戚甚至你自己一样。到了你能够代替他思想的时候，写这样的人物肯定能得心应手。否则，在小说里处理一些情节的时候，你就不知道你的人物有什么样的表现。作家只有对所写作的人物了如指掌，对他的行为方式、心理特征非常熟悉的时候，才能够完成所要创作的人物。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一定要压住事件 　　我本人从事写作已经30多年了，在前期的时候也走过很多弯路，主要原因也是受到了公式化和概念化理论的影响，认为小说一定要选择重大事件，要写社会上的热点问题。社会上流行什么就去跟风写什么。我后来慢慢觉悟到，不管社会怎样千变万化，不管社会流行什么，不管写出来是否可能引起轰动，我只是从我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我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和形象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这样的写作，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我举几个例子。刚才我看到一个同学拿了《生死疲劳》让我签名，这本书是我2005年夏天写的，写了43天只是写了初稿，在我头脑里面却想了43年。当我还在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生死疲劳》里的主要人物就已经生活在我的周围了。当年，我们小学里每天上午第二节课之后有一个课间操时间，全校学生站在球场上，在老师带领下做广播体操，这个时候必定有一个老人推着一辆木轮车，从我们的操场前面走过，这个老人是我们那里唯一的单干户。 　　在座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单干户”。提到“单干户”，必须知道什么叫“人民公社”。解放后，每个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因为共产党闹革命的一句重要口号就是“平分土地”。1958年国家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全部集中起来，当时上面提到的这个单干户不同意了。这个单干户不入社的理由就是：弟兄两个要分家，否则没有积极性，还会跟家人闹矛盾，现在把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拉到一起怎么能干好？他的话在几十年后不幸被说中。从理论上讲，不好好劳动，大家都要挨饿，但大家都偷懒，没有一个人真正把土地当成自己的土地，没有一个人把积极劳动当作自己的事情。 　　我在儿童时期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顽固的单干户。到1980年代国家重新把土地分给农民，慢慢过了十几年，有一次我回家乡时，母亲打开我们的粮食墩，说我们家当年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