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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德治自律与他律 　　[内容摘要]我国古代官德思想较为丰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发挥了较为积极的作用。然而，官吏德治思想的片面性、局限性和不彻底性，使现实中的官德失衡、官吏德治软弱无力。因此，扬弃古代官吏德治思想，注重官吏德治的自律与他律，对于有效推动当前的政治改革，加强德治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官吏；德治；自律；他律 　　我国古代官吏的道德思想,在长达几千年的统治者治国理政中得到了积极的发展，对于净化官吏道德风气，提高国家的统治功能，积极影响民德民风的意义是显著的。尽管各时代的官吏道德思想内容有别，但其强调道德的教化在反腐败、治理贪官的作用方面具有共同性。客观地分析和研究官吏道德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客观地评价官吏道德思想与实践，概括为一点，即中国古代官吏道德规范具有片面性、不彻底性。正因为如此，使古代的官吏德治总是徘徊在良好的主观愿望及规劝、内心自省、自律的软弱等层面上，使官吏德治并没有在现实的意义上得以充分的发挥。 　　我国古代官吏道德思想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儒家治理思想，强调官吏的道德教化作用，尤其强调官吏的道德教化、道德自省、自律的作用与意义。如董仲舒提出“刑者德辅之”，唐代的法家倡导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康熙提出“以德化民，以刑弼教”，诸此等等。从积极方面而言，通过道德教化来培养、提升官员的自身修养，强化官吏的良知和责任感，对于官员们更好的自律，远恶近善，起到一定的教育意义和规范作用。但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则意义不大。这是因为官吏的道德素质的要求，对自律者、官风正者有其实际意义，而对官德不正的、自身又缺乏自律的官吏，仅是一种良好愿望，一种善意规劝，缺乏道德层面上的制度制约，即道德的“他律”，这种道德自身的缺陷，使官德教育及规范流于形式。 　　官德在历代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实践中，其内容不断丰富，从官吏的选拔、任用，到官吏的考绩，再到官吏的监察，各个环节对官吏的道德规范都较前一时期有明确的内涵，更有可操作性，官吏的德治思想愈加丰富。 　　在古代西周的官吏选拔时，将“六德”、“六行”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六德”即知、仁、圣、义、中、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官吏的道德品行是选拔的最重要的内容。这对于官吏能恪守道德与法律，保证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朝非常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质。在为吏道的守则中，强调要“精洁正直”、“牢悉无私”、“安静毋苛”。在秦律中，对官吏的道德品行考察具体地规定了“五善”与“五失”的考课原则。注重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法治与德治并重，对秦朝的统一、强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代的官吏德治思想及举措有其借鉴的价值。一是官吏的道德素养被提到了首位，二是实行以道德为先的选官标准“察举制”。“察举制”的法定标准为“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它将官吏的道德要求以制度化、法制化的形式确定下来，这对于保证为官德正、以德治更好体现法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官吏的德治思想及管理形成了从官吏的选拔、考绩到监察这一较为完整的官吏道德管理制度。如唐代选官实行“科举制”，先通过科举考试，然后按照《通典?选举》中规定的“四事皆可取，则先以德行”原则。可以看出，唐代统治者对官吏的德礼的要求和重视，即具有一般的要求，又有可操作的考察方法，使官吏德治的强调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历史地、辩证地分析中国古代统治者关于官吏的选拔、考绩、监察等职官管理制度的观点和做法，其积极意义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德治为先”、“德行为本”的官吏选任、考核思想，对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和社会的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这种德治较之前者仅强调德治“自律”意义前进了一步，即强调“他律”，用德礼的思想来考核、监察官吏的为官之德，为人之品。然而，这种“他律”是不彻底的，主观的成份很大，官吏道德的考核、监察者的权力与制衡、官吏道德失范的后果、失范后果的警世作用的缺乏，使官吏的德治思想在现实的治国理政中显得软弱无力。客观地讲，官吏的“德行为本”，或“礼乐刑政，综合为治”，或“刑者德之辅”等，各种职官管理制度缺乏，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社会状况相吻合，使之真正在执行这一制度时，缺乏量化、科学性和操作性，仅具“模糊性”官吏道德规范，就显得缺乏客观性、现实性。不仅如此，由于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同属于一个阶级的成员的监察选举、考勤绩，不会使官吏的管理制度的落实富有彻底性、革命性，客观性的德行建立如同民众的道德建立一样，是内在与外在的辩证统一，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缺乏辩证统一“自律”的社会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道德关系、思想关系，只是存在于人们良好的愿望及企盼中，甚至接近时代的道德底线的可能都是渺茫的。 　　有必要指出，在道德、官德等在以往的研究与实践中，都是把道德、官德同法律对立起来，认为道德、官德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