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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烟财富渴望和国家焦虑 　　在中国，只有隶属于CDC（国家疾控中心）国家控烟办公室的8名全职工作人员，是中国真正的控烟人员。他们是劝阻中国3.5亿名烟民控烟的主要力量，但是与每年中国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的人数而言，他们的存在犹如一个笑话。 　　烟雾缭绕的中国，吞云吐雾的国民感受不到慢性毒药给予的痛苦。相反，烟雾给国家、烟草制造商带来的是巨大财富。 　　2012年，这是中国宣称控烟的第九年。 　　2003年11月，中国以“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费国、受害国”的身份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77个签约国。 　　时至今日，国家仍没有一部国家级的控烟立法。在围绕GDP的巨大利益面前，关于控烟的博弈很纠结，也“很中国”。 　　8：3.5亿的悬殊 　　位于广州市海联路52号的一栋三层建筑里是广东省控烟协会所在地。秘书长汤捷递上来的名片上，赫然印着“广东省健康教育中心主任”的头衔。对方无奈地解释道：“除了隶属于CDC国家控烟办公室的8名全职工作人员外，其他在中国做控烟的人都得兼职。” 　　据中国卫生部发布的《2011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全国有3.56亿烟民，有7.4亿不吸烟的人群正在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有1.8亿是15岁以下儿童。 　　8：3.5亿，从开始就注定了这不是一场平等的较量。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烟草消耗大省的广东面对控烟问题同样疲软。根据汤捷描述，广东省控烟协会每年只能依靠省卫生厅下拨的10万经费开展工作。其余部分，全靠世界肺健基金会的支持。而国家控烟办公室的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每年政府在烟草控制方面的支出，只有960万元。 　　没有足够的财力，控烟队伍却要撬动一个数量和势力都更庞大的利益集团。正如众多批评意见指出的，中国控烟之难，不在于3.5亿烟民的庞大人数，而来自“中国特色”的体制。 　　中国是世界上除了朝鲜以外，仍在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的唯一一个国家。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这种政企不分的管理模式被公众形象地称为“左手控烟、右手卖烟”。 　　令汤捷印象最深刻的是，2010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在5月到访广东，与广东省洽???合作，力求共同推进广东烟草行业做大做强，特别是积极为本土品牌发展成为全国性知名品牌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这篇报道在媒体上刊登了一个版，还报道了某烟草公司进行降焦减害技术改进等内容。”无疑于给控烟工作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实际上，所谓“降焦减害”技术一度是烟草企业对抗国内日益高涨的控烟呼声的法宝。积极倡导控烟的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都会组织撰写《控烟观察——民间视角》的报告。在2009年的报告中，其就明确指出“降焦减害”是上世纪西方烟草企业编织的一个谎言，已被科学研究证明其谬误，在西方早已偃旗息鼓。但如今这个破产的谎言却被中国的烟草企业沿用，意图转移对控制烟草流行的努力。 　　2009年两会期间，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把“降焦减害”当作控烟工作的成绩。 　　2011年，中国工程院公布了54名新晋院士名单，以“研究出最大限度减少烟草危害的新方法”的谢剑平位列其中。谢剑平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是基于“降焦减害”技术提取出了神农萃取液。 　　据了解，添加了神农萃取液的广东某烟草品牌陆续在一二线城市热销，让濒临破产的老牌国企梅州卷烟厂起死回生，一跃成为当地最大的纳税大户。国家烟草专卖局赞叹谢剑平用“一项技术救活了一个企业，居功至伟。” 　　中国工程院的做法引发了控烟人士的强烈反弹，战火再次被点燃。一些激进的控烟人士抨击谢的研究是“高效杀人”，称呼他为“杀人院士”——这些话语，对一个新当选的工程院院士显得有些刻薄；显然批评者不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之上，而是站在国民的健康保障的立场之上，甚至有批评者认为他的当选，“简直就是个笑话”。原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王克安甚至表示：“很多烟草界人士自己都不吸烟”。 　　“最脏烟灰缸” 　　5.84秒，这点时间也许还不够点燃一支香烟，但地球上却有一个生命因吸烟导致的疾病从此消逝了。 　　2008年11月，在南非德班召开的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就悬挂着这样一面黑色的“死亡钟”，上面记录的数字代表着无数被烟草夺去的生命，每隔5.84秒，它就增加一个。 　　按照议程，第三次缔约方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通过《公约》的第5.3条、第11条和第13条的实施准则。第5.3条规定的是缔约国一般义务：在制定和实施烟草控制方面的公共卫生政策时，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家法律采取行动，防止这些政策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第11条针对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要求在烟草制品包装上以文字或图片标明吸烟危害，同时，不得出现“低焦油”、“淡味”、“超淡味”或“柔和”等误导性信息。第13条针对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在众多与会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