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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体制变迁路径选择与政府行为 　　 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革，特别是1979年以来的改革进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初步建立起了中国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逐步规范了金融市场的制度环境。目前，金融体制变革的讨论非常热烈，许多问题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但是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具有极强的路径依赖性，路径选择应该有怎样的新取向?本文拟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基于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际考察，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去分析建国后中国金融体制的变迁轨迹，深入研究变迁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政府行为。这对于避免今后变迁过程中的效率损失、保持制度变迁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1979年至今的多年是我国金融制度的渐进式转轨时期, 按照金融制度改革的过程和深度,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时间大致是从1979一1993年, 是我国金融制度的改革创新阶段。这一时期金融改革的重点是金融制度的增量供给和创新。 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 实现了从单层银行体制向双层银行体制的转变；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多功能的金融体系；金融宏观调控由行政调控向经济调控、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 ，建立了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全面启动。可以说，中国金融制度改革创新的这14 年，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市场化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由计划金融体制向市场金融体制过渡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第二阶段, 从1994 年至今是我国金融制度的规范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1）创新了金融监管体系，从法律上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的地位。（2）从制度上培育国有商业银行的良好内外经营环境。（3）加快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化改革进程。（4）进一步完善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手段。（5）加大了金融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一、我国金融体制变迁的路径选择 　　 1.金融体制变迁是一种强制性体制变迁 　　 从我国漫长的文明进程来看, 中国在大多数时间里是一个集权型国家, 国???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形成了一种“ 国家强、社会弱”的体制。国家具有干预经济的偏好, 经济改革也表现为是在国家的推动或授意下进行的。建国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推行, 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改革后,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所减弱, 但长期形成的“ 国家强、社会弱”的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根本改变, 因而从本质上来讲, 政府介入经济生活和改革在我国具有历史继承性和必然性。 　　 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决定了我国金融体制结构变迁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自上而下强制实施的制度创新, 它以非排他性的产权结构和集权型决策体制为制度条件。中国20余年的金融体制变迁的每一步都源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性供给行为。从双层银行体制的建立、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到发展金融市场, 从商业银行的综合化经营到分业经营, 从中国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到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等, 均采用了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 但制度供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满足微观银行主体的制度需求,也不一定能提高制度变迁的效率。政府作为推动银行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 在决定银行制度变迁的形式、速度、突破口和时间路径时, 既有促进微观银行主体效益和整体金融效率最大化的动机, 更有维护公有银行产权不变、通过金融制度履行部分财政职能和税收功能、确保国民经济产出的不断增长、实现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当改革的措施、速度与政府利益和偏好发生矛盾时, 政府一般就暂缓改革, 甚至不惜走回头路。在这种制度变迁框架内, 微观银行主体只是银行制度的被动接受者。 　　 这种变迁方式一方面导致了金融机构的长期低效率,国有银行的大量不良贷款与不良资产就是一个良好的例证；另一个方面, 它导致金融领域存在大量的“寻租” 活动, 产生一系列的既得利益集团, 造成资源浪费和社会公平损失。 　　 2.金融体制变迁是一种渐进式制度变迁 　　 金融体制变迁路径究竟是选择激进式还是渐进式,必须考虑到我们特殊的国情和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了集中稀缺资金进行经济建设，必然把金融机构作为一个核算结算的工具，如同企业一样成为财政的附庸。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批资金，因此对内而言，国家需要有便宜的资本来支持，从而国家控制利率，通过人为压低利率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廉价资金；对外则实行奖出限入，通过赚取外汇支持工业化发展需要的资金，对外汇进行限制，如采取汇率管制、高估本国货币等措施。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主要表现是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将金融视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