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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分配和土地与城市化改革寻找未来中国蓝海战略 　　今天我谈两个题目，一个是收入分配，另外一个就是关于城市化和土地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很多学者认为财税制度改革是一个关键，这个我是同意的，究竟怎么改，路径可能大不相同。 　　财税改革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财政这一块，在现代国家当中，财政收入大多是中央占大头，地方占小头，中央向地方再做转移支付。 　　财政体制的核心是财政预算的公开和透明，很多人关注。在中国，财政透明涉及更难的利益调整，就是税收制度。现在西方出现的基本问题是大家都愿意做好事搞福利，但不愿意去收税、拿钱，长此以往造成财政收支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堆积如山。当前欧债危机、美国财政悬崖本质都是这个问题。 　　我们的税收制度还很原始，是以间接税为主体，普通劳动大众、工薪阶层是纳税主体，个人所得税微乎其微。即使现代欧美那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贫富差距在初次分配以后，基尼系数仍然在0.5左右，通过再分配基尼系数才降下来。欧洲国家是降20个百分点，美国自由化一些，是降10个百分点，香港是世界第一自由港，既没农民，又沾着内地的光，才只降了5个百分点，所以香港现在反对贫富差距扩大的呼声就很高。 　　我想我们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首先是税收制度改革，改造我们相当原始的税收制度，现在，讲到收入分配，很多人都避而不谈。在这个问题上利益集团恐怕不在少数，但是无论你怎么回避，这都躲不开。 　　第二个是隐性收入问题，隐性收入是巨大的隐患。如果真正治理了隐性收入，许多名酒的价格就会跌去2/3了。 　　当然，收入分配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但核心是这两个问题，即税收制度和隐性收入。这两个问题不碰，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还会进一步恶化。 　　城市化首要是人的城市化 　　关于城市化和土地制度，国际上都说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世界上的两件大事之一。按照东亚国家的先例，中国在今后二三十年，除了现在已经进城的2亿农民工及其2亿家属要在城市里面安顿下来，另外还有三四亿人要从农村进入城市。 　　他们已经到了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找到住处，并工作了好多年。现在的问题是制度歧视造成了进城工作、却不能安顿。这个情况不能持续下去，有几千万的留守儿童在乡村里面没有人照应，得不到应有的教育，即使是跟随父母进城，生存条件也达不到一般城里人所谓稍微体面一点的标准。 　　这是欠了许久的巨大债务，现在也成为整个经济社会进一步前进的主要障碍。 　　农民进城是一个综合问题，涉及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全面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这个问题，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历史特点，考虑到我们的转变必须分步，同时要看到其他国家的经验，特别是跟我们情况相近的，人口资源条件相类似的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把这件事放在议事日程上来。 　　我个人认为，需要重新审视过去的城市化道路。首先是关于土地补偿问题，现在一般都强调增加农民的补偿收入。 　　其实这个问题和市场化是一样的，我们的市场化一方面是市场化发展得不足，另一方面却在一些领域市场化过度。过度市场化和市场化不足是相互补充的，我们受两方面之害。农民补偿问题上同样是这样，一方面是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一夜暴富；另一方面是大工程路过的那些乡村以及远郊开发区的农民，对他们的补偿严重不足。 　　城市化解决的核心问题首先要认清谁是城市化主体，城市化主体就是这两亿多农民工以及另外两亿被迫分离的那些家属。许多人讨论土地，但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讨论里没有这个主体。说保护农民的利益讲来讲去都是对城郊农民的让利。 　　土地收益分配的最大不匹配是这部分从中西部、从非城郊来的农民工和家属，他们是城市化的主力，也是今天工人阶级的主体，他们从城市化当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收益。土地制度改革不是简单地把钱归城郊农民。孙中山100年前还讲平均地权，地价归公。他讲的公是公共的公，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对代表公共的政府非常的不信任。 　　今天解决这个“公”的问题就是直接归农民工的“工”。我们的制度设计要做出调整，把地方政府拿来盖大楼、盖办公室，搞大马路、搞大广场的那些钱，开发商靠拿地捂地赚的那些钱，包括城中村和城郊农民不当获得的那些高额补偿金，统统拿出来归“工”，归农民工及其家属。 　　整个制度设计要按照这个路径去考虑，才能真正降低城市化的成本。这不是在农村里面几个村并一个村，搞新村，让农民住上楼房，再过几年随着大部分农民来到城市，这种新村还要被拆掉，那是城市化的巨大浪费。 　　要以经济手段治理房地产 　　现在房产税也是热点，房地产税是西方普遍的制度，但是在我们的利益结构下，房地产税在中国还不具备普遍开征的条件，现在政府没有力量做这件事情，老百姓也不支持。充其量能够推出来的是不动产的调节税，就是多套房的房产调节税。 　　前一段时间贾康教授和任志强先生在争论，贾康老师认为房产税会起很大作用，任志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