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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因素探析我国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原因 　　摘 要:针对目前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低现状，本文试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古代法律制度及当今社会结构等方面另辟蹊径，找出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立法建议和司法措施，在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增强民众作证意识。 　　关键词:证人 作证义务 传统文化 社会结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是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刑事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刑事证人出庭难，刑事证人出庭率相当低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难题，同时，这也成为制约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改革的瓶颈。这其中固然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等原因，但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文仅以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为视角对我国刑事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原因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诉讼观念的影响 　　中国作为拥有数千年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历经千年而不衰，对建立现代诉讼观念产生极大的影响。 受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保守观念的影响，国人因对打官司的畏惧而产生的消极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证人出庭作证，以至于有人甚至认为到法院打官司的都不是好人，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然谈不上有一天要因为别人的官司而出庭作证了。 　　1．从思想层面来看，以仁义礼智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思想和社会伦理道德要求人们忠孝悌恕，与人为善，息事宁人，生活中怕是非，求安稳，凡事祈求相安无事，进而在诉讼中拒绝作证，以求互不得罪，这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较为普遍的心理。出庭作证与书面作证不同，证人要亲自面对被告人，证实和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在表达上更加直接。被告人被处罚以后，许多证人将此归咎为自己的问题，进而在内心产生一种害人、整了人、惹麻烦、得罪人的不安心理。 很明显，这是与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与人为善，息事宁人的精神要求相???背的。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刑事案件中涉及到的证人，司法人员在案件的侦查、起诉环节让知道案情的人如实作证时，绝大多数证人极力回避，能不作证就不作证，有的在司法人员找到证人让其作证时，也是遮遮掩掩，避重就轻，不如实作证，对其应履行的作证义务不履行或不彻底履行，更不用说让其出庭直接作证了。 　　2．从文化层面来看，厌讼、耻讼以及维护亲情友情的民俗风情依然尚存。中国文化可称之为和合文化，万事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而打官司、出庭作证是对和的冲击，是对稳固社会秩序的破坏。儒家强调无讼，孔子曾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繁育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是讨厌打官司的，这种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在诉讼上表现为息讼心理。受此影响，许多证人不愿出庭作证，因为证人往往与案件中的被证人有亲属、朋友、同事、同乡、上下级等人情关系，认为人情难却，抹不开情面，不愿得罪人，怕作证后损害双方友好关系或影响自身的特殊利益；即使证人与被证人无特殊关系，但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为证人，却往往托辞没有看见，听不清楚，以淡忘、出差等理由推托，实在推托不了，所作的证言也是模棱两可。有的甚至把作证看成是有失身份的事,认为参与诉讼不光彩，不愿参加诉讼。 　　二、古代传统法律制度对当今人们诉讼意识的影响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提倡亲亲得相隐匿的法律原则，最早提及这一原则的是孔子，他在《论语》中就曾倡导亲属相容隐的原则，反对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做法，认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礼记·檀弓》载：事亲有隐无犯，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事关犯罪之亲属间应当彼此庇护方为正当的一般认识。秦律较早地将这一观念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而行告，告者罪由是开启了容隐法之先河。汉律有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宣帝本纪四年曾为此下一诏书：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尤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唐律·名例》篇中规定诸同居，若干功以上亲及外祖父亲、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由此可见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直系亲属之间，同居之间，奴婢、部曲都可以为亲隐，为主隐，并且这种相隐不构成犯罪，相反如果举证倒构成犯罪。 　　我国古代提倡的亲亲得相隐匿原则，是与其独特的社会治理方法有关。唐太宗曾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统治者提倡无讼，提倡一定亲属关系的人不得作证，尽管这样做可能使一部分危害社会之人受不到应有的惩罚，但维护了礼的权威，而礼是扎根于人们心灵深处，它不仅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