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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金融成长西部大开发资金问题研究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已有十年之久，针对西部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家从财政、货币、产业、收入等方面实施了诸多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的发展，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应。新一轮西部开发是西部大开发的深化阶段，也是成渝、关中—天水、喀什等国家级经济区建设的前期阶段，更是中国经济重心西移的产业转移阶段。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所处的背景已经不同于10年前，具有一些新特征，但毋庸置疑，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关键还在于资金。 　　一、西部大开发前期资金问题解决研究成果综述 　　陕西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课题组（1995），刘邦驰（2001）等学者提出为解决西部资金匮乏的难题，国家应加大对财政投资对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和税收政策对西部企业的优惠力度，并给予相应金融政策支持。白克荣（1994），张忠山、白克荣（1996）分析了资本流动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唐旭（1999）在区域货币资金流动领域作了深入的研究，得出我国资金流动和配置在总体上呈现巨大的不平衡状态的结论，从金融政策来看，他不主张“一刀切”方针，他认为金融政策应根据国内资金分布及流动规律制定“差别政策”。后来，殷孟波等（2001），王根索（2002），魏巍（2004）等学者也发表了这种观点。 　　邹蓝（2000）认为将重庆、成都和西安建设成西部的区域性金融中心，并选择一两个增设证券交易所，不但能够稳住西部的已有资金，而且可以吸引更多的东部资金的投入。董辅礽（2002）论证了发挥资本市场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对解决西部资金问题有重要作用。廖东声（2001），崔伟临、韩留杰（2004）等提议设立西部发展基金、西部专项基金、或者将西部地区丰富的资源与项目相结合，借助基金这种投资工具为西部地区的建设融资。 　　魏后凯（2000）认为民间资本在解决西部大开发中资金问题时发挥着重大作用，关键是如何依靠财政资金和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发。马勇（2001），张明龙（2003），陈春霞（2003）从利用外资的角度分析了如何扩展西部资金来源。潘文（2010）主张采用“政府”+“市场”模式获取资金来源，并从政府直接的投入、政府间接的融资体制、金融市场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方式、政府与市场的创新式嫁接等方面提出较为全面的建议。 　　江其务、武胜利等（2000，2001）指出投融资制度缺陷是资本积累和配置效率低的决定因素，类似地，刘明（2001）也持这种观点，刘明、刘霞（2004）从金融深化、投融资制度、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以及经济金融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考察，并寻求提高西部地区资金配置效率的路径。此外，陆小辉、吴德（2002），纪天平（2004）从资金配置效率角度考虑西部地区金融支持战略。田海（2003）针对西部资金的显性流失、隐性流失，通过资本市场流失等提出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实行差别利率政策、促进西部资本市场、经贸市场发展等建议。梅归归、张英（2008）从产业因素、东西部对比、资本市场、金融机构、基础设施、“软环境”、信用环境等方面总结出西部资金流失的原因，并从投资吸引力、建立西部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改革、国家财政、创业理念、社会信用环境培养等六个角度提出解决我国西部地区资金流失问题的对策。 　　二、西部大开发资金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西部大开发存在着资金供给不足 西部地区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地方财政及企业自筹资金、国家财政直接投入、金融机构贷款、资本市场融资、引进外资以及东中部地区投资等渠道。本文从这些方面对西部地区的资金供给不足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1）地方财政及企业自筹资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地方财政及企业自筹资金的能力相对有限。由于当地经济落后，西部地区往往存在有税种无税收或征收成本偏高等情形，当地政府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企业方面，西部地区以国有经济成分占支配地位，集体、个体和外资企业所占比重较小，且变化不大，国有经济的税收大部分上交国家，企业自留的很少，而民营企业又以小企业居多，基本没有资本积累。 　　（2）国家财政直接投入。在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仍在拉大的前提下，我国的财政直接投入在区域间并没有明显表示出向西部倾斜或者区域公平，国家对西部投资的金额相对较少，且投资范围过于宽泛。 　　（3）金融机构贷款。主要包括： 　　一是金融制度的影响。首先我国存款准备金制度刚性，且全国各地统一。由于法定准备金率全国统一，而西部地区的货币信用化水平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因而其现金漏损率较高，使得西部地区货币乘数低于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同样的法定准备金率，使西部地区从商业银行获得的可贷款资金远远少于东部地区。其次统一的利率管制使西部的处于利率劣势。一方面，对于市场化程度不同的东部和西部地区来说已形成事实上的双轨利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