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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术自由、责任与大学发展 　　摘要 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大学理念和一系列制度，对于今天的大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本文立足于对大学特别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学术自由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历史的回顾与考察，总结经验推动我国大学学术自由的发展。 　　关键词 大学自治 教授自治 学术责任 民主意识 　　中图分类号：G511 文献标识码：A 　　中世纪的大学自治萌发了学术自由的思想，经过德国柏林大学的实践，奠定了学术自由成为经典大学理念的基础。美国大学为争取大学学术自由的斗争，促进了学术自由的制度化。我国西南联合大学举世瞩目的成就更是验证了学术自由对于促进大学发展的重要性。 　　一、大学自治 　　柏林大学继承了欧洲中世纪大学的理念，坚持大学自治的传统，并将中世纪大学仅仅作为保护学者利益的目标提高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高度，但这服务并不是放弃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在处理大学与国家关系中，柏林大学成为了实行自我管理的国家组织，国家虽然负责财政上的资助，但大学内部事务由大学自行管理。柏林大学的大学自治模式突破了传统的大学自主模式，使得大学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又满足了国家对学术的需要，从而提高了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被认为是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 　　哈佛大学从一个一般性的高等教育机构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得益于其拥有较为完备的自主权。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哈佛大学在向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和知识产品方面的同时获得大量的经费，使得大学不再依赖单一的政府经费。同时大学内部的董事会在处理大学与国家关系方面起到了缓冲的作用，维护了大学自治，并且大学校长有很大的管理实权，是大学的管理者和执行者，虽然由董事会任命并对其负责，但实际上对大学很多事务拥有决定权。 　　我国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和前两所大学不一样，它既没有政府给予的大学自主权也没有充足的经费，但是由于它地处偏僻，使其获得了一定大学自治环境。同时大学内部的校务会议、评议会和教授会三者联合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国民党对校政的控制。 　　三所大学获得自治的过程不一样，大学自治形式也不一样，但是从它们的发展过程验证了大学自治是学术自由的制度性保障，学术自由是大学自治的最终鹄的。同时也证实了大学自治不是大学完全“自我”，是有限度的自治才能保证大学健康发展，而大学自治的实现除了国家给予一定自主权之外，还需要大学经费，不完全依赖于政府。 　　二、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源自中世纪巴黎大学的一种传统。中世纪巴黎大学是一个教师行会，大学内部事务由学者们共同负责管理，享有对大学招生、教学和授予学位等问题的决定权。教授管理学校，十分接近于所谓“同僚模式”，现在看来近乎乌托邦，但在学校规模小、校务简单，与社会联系较少、影响也较小、较易治理的中世纪大学，却是行得通的。 随着大学的发展，中世纪大学的“教授自治”早已难以为继。虽然“教授治校”的内涵早已发生了变化，但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人员群体作为“大学学术管理决策的主体”这一原则是一贯的、不变的。 在这样的原则下，“教授治校”在不同的大学形态各异。 　　柏林大学管理采用的是“教授治校”模式，教授拥有很大自主权。正教授组成的评议会拥有很大的权力，负责学院的内部事务，院长由其选出。在教学上，教学内容、课程设置、考试安排自行决定，在研究上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并直接从政府获得经费和设备。在学校管理上，教授参与学校管理，并影响决策；在学术管理上，拥有很大的教学研究自主权。 　　从本质上讲，哈佛大学的教授治校的思想是一种教师民主参与管理思想，它与柏林大学的教授治校有着重大的区别，教授是在与董事会的长期斗争中获得参与管理校政的权力，教授在校内通过教授评议会、学术委员会和各种专门委员会来参与学校的管理与决策，主要体现在对学术领域内的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招生政策、学位要求、教师聘任、晋级和解聘等，体现了一种民主参与权力的实现。 　　西南联合大学坚持了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主张的“教授治学、民主治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思想，在此基础上完善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制度，主要体现为主要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所组成的校内运行制度。除此之外的各种专门委员会也是由教授们组成，完成了各种行政管理的任务。由此西南联大才能在战乱年代地处偏僻也能广揽天下英才，全面打造优质的师资队伍，学术成果喜人，并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优秀的人才。 　　三、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学术责任 　　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学术责任是三所不同国别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最大共同点。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中，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学术责任使得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位置，但同时也挽救了民族，成就了国家的发展。 　　柏林大学的成立正是普鲁士民族危难之时，目的是以精神力量的威力促进国家的发展。大学的目的就是为政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