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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管理思想境界(下) 　　孔子眼里管理的本质是“治人”，管理的前提是理解人性（善恶），管理的方式是“人治”，管理的关键是“择人”，管理的组织原则是“人伦”，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安人”。 　　“义以生利”的行为管理思想 　　“义以生利”是孔子提出来的经营者管理命题。《春秋左传》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卫国攻打齐国失败，得到仲叔的援救才幸免于难，为此，卫侯打算赠给仲叔一些城邑，仲叔不要，转而请求得到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希望能像诸侯那样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答应了。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便发表议论道：“这样做真可惜呀，还不如多给他城邑呢！”为什么呢？孔子接着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子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芷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在孔子看来，代表名誉的义是可以生利的，在行为管??方面，孔子很多思想是很精辟的，比如在对人的奖励上，他强调精神与物质并重，而且要区分对待。上面提到的“利以平民”以及“小人喻于利”，即是指的对下层平民劳动者，对于没有解决温饱的人，应重视物质利益的奖励，而对高层管理者，应注重精神鼓励。 　　在孔子管理思想中，“义以生利”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整个行为管理的全过程之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世俗世界的物质价值的创造之源是人的精神价值，即精神价值创造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制约物质价值。因此，他教导人们在认识上要“见利思义”，在行为上要“取之有义”，在实际效果上要“先义后利”，在价值上要“重义轻利”。 　　在这样的价值判断基础上，他论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因此，在财富面前，人人都想得到，但追求精神价值的君子不会苟且地去获得；在灾难面前，人人都想逃脱，但君子不会苟且地企图逃脱。有道行的君子，在分配财物的时候，他们着意推让，这些都是“见利思义”的表现。 　　在孔子思想著述中，“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故事和论述都很多，这里我只想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来说明义以生利的思想是否可行和有价值。这个故事就是“冯谖焚券”的故事。 　　冯谖是齐国执政大夫孟尝君的门客。有一次，孟尝君派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临行前，冯谖问孟尝君，“债收齐后，买些什么东西带回来呢？”孟尝君说，“你看我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谖驱车到了薛邑，却假传孟尝君的命令，把债券验对后，当着当地百姓，把债券给烧了，百姓们当即高呼万岁。当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买了些什么回来，冯谖说：“您说看您这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私下考虑，您家里堆满了珠宝，厩棚里挤满了牛马，阶下站满了美女，您家里所缺少的，只是义罢了。于是我用债券给您买回了义。”过了一年，齐王不再重用孟尝君，孟尝君只好前往自己的封地薛邑。他没想到，这次回去，与以往不同的是，距离薛邑还有一百里路，老百姓就扶老携幼，来迎接孟尝君，在路上站了整整一天。这里孟尝君回头对冯谖说：“先生所给我买的义，今天才看到！” 　　在这个案例中，孟尝君开头确实损失了“利”（债券）却得到了“义”，这对于管理者来说也可以说是最大的利，而且看过史书《战国策》的人都知道，孟尝君更大的利还在后面呢。后来齐王听说孟尝君在薛邑深得民心，受到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便觉得孟尝君是个真正的人才，于是又请他回去做齐国的宰相。这个故事是义可以生利的最简单最通俗的案例。 　　“义以生利”的管理内涵非常丰富，掌握运用这一思想的精髓对于我们的企业管理将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中国，在孔子的文化哺育出的中国文化中，单纯地依靠西方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有时效果不一定会很好。那么，这时，中国儒家的情理管理思想将会对你很有帮助。 　　“执经达权”的管理方法论 　　在中国古代管理活动中，“经”指基本的管理原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二者相结合，就是所谓“执经达权”。这里的“执”指“坚持、遵循”，“达”指“通达事理”。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既要坚持管理中那些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通晓变化的道理，即知道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左右逢源，无往而不通，把管理活动提升到—种艺术的境界。 　　儒家执经达权的基本原则有四条：适其时，取其中，得其宜，合其道。 　　适其时，是指要适应时间、地点、具体的条件，而不要生搬硬套，做事若只坚守原则，不知通权达变，必招致失败。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三国里有一个失街亭的例子，就是只坚持了孙子兵法里面做战的基本原则，而没有依据当时街亭之战的各种具体情况做出变通。 　　战国时期，著名的“长平之战”也一样，秦国攻打赵国，赵王打算起用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当时赵国宰相蔺相如劝阻道，“赵括只是读了他父亲留下的兵书，没有带兵打仗的实际经验，更不懂通权达变……”赵王不听，结果，赵国四十多万军队，在长平之战中全军覆没，这也是“纸上谈兵”成语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