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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反腐倡廉理论体系形成 　　摘要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把反腐倡廉建设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探索出一条有效的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路子，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成果，为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可持续性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关键词 反腐倡廉建设 反腐倡廉理论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的历史，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的历史。6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反腐倡廉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这种创新引领着作为我党重要组成部分的反腐倡廉建设逐步走向成熟，为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当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就已经在思考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执政考验，防止腐化变质，跳出“兴勃亡忽”的所谓“历史周期律”问题。1949年3月5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途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将这一行程喻之为“进京赶考”。面对历史地位、中心任务、工作环境、生活条件都即将发生变化的新形势，怀抱着“向人民交出完美答卷”的愿望，毛泽东率领全党拉开了执政初期党风廉政建设的大幕。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提出了群众监督、民主治腐等思想，对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当时特定的背景下，毛泽东侧重于从主观思想意识方面探寻腐败的根源，认为党内的腐败现象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造成的。因此，他提出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主要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 ，是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和剥削制度的产物。这样的分析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对产生腐败现象的经济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它与组织体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囿于历史的局限性，当时没有也不能做出准确的回答。因此，在建国初的十几年中，我党的党风廉政建设主要基于“赶考信念”，着重从思想意识层面剖析党风不正和腐败现象的根源。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反腐倡廉理论体系 　　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对腐败危害的清醒认识一如既往。邓小平一直强调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越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越是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就越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面对新的形势，邓小平同志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反腐败与阶级斗争、反腐败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做了创新性的解读，明确要求，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围绕经济建设反腐败”模式的提出，使反腐倡廉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此，我们不再把经济发展与反腐败对立起来，而是把反腐败的过程看作是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同一个过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地意识到，必须从制度、机制、体制上寻找腐败现象的成因。他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这些论述反复指出腐败与特权的关系，揭示出权力失去制约就会导致它的滥用，导致干部的腐败行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从制度、机制、体制上分析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成因是我党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创新。邓小平同志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的经验教训，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对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作了精辟、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反腐败贯穿改革开放全过程，反腐败充分依靠群众但不搞群众运动，反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强化党内监督，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初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