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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50年房子找回来了 　　他，91岁，2012年4月16日上午10点，春日里的阳光很好，91岁的刘老伯老泪纵横，在他的农行社保卡里，收到一笔130万元的汇款，老人手拿放大镜一连数了好几遍，13后边有5个“0”，真的是5个“0”。啊！那套房子“丢失”了整整50年，居然给找回来了！真的，太难了！ 　　拥有64平方米房子 　　相当于21人的房产 　　刘丁丁出生于1922年1月，解放前就来到上海打工，拼搏多年有了一点积蓄，1954年，32岁的他个人出资在上海市上海县龙华乡漕溪大队漕溪村漕东支路201号建造了一间临街面的二层楼房，楼上楼下合计64平方米，一楼开竹器店，二楼自家八口（夫妻二人加二子四女）自住及出租给另外两户人家，其中的一个租客名叫李国国，住3平方米。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城市人口，1961年6月16日，党中央发布《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今后三五年内，全国口粮一般仍应实行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1961至1962年度，城镇口粮标准不许提高，只许适当降低。”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刘丁丁所在的单位一连9次召开动员大会，3个月后，刘丁丁带领一家8口回到老家江苏滨海县，8口人的上海户口一次性全部迁出。 　　至于上海的那套房子，当初国家正在对私房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按照１９５６年１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对怎样进行私房社会主义改造阐明了五点意见：“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刘丁丁再也不存任何幻想，他很爽快地把房子上交给国家接受改造。 　　意外的是政府不接受刘丁丁的房子，经梳理调整，中央规定大城市私房最低起征点为100平方米，上海规定点为70平方米，1963年8月，原上海县房管部门认定刘丁丁的房子不足70平方米，撤销改造，产权发还给刘丁丁。当年的上海，人均住房不足3平方米，刘丁丁拥有64平方米房子相等于21人的房产，漕东支路201号离开市中心??民广场10里路，离开上海市中心西南点——徐家汇3里路，又是沿街面房，相当了得。 　　产权发还之日刘丁丁本人在江苏，就由他上海的一个朋友代为管理房产继续收房租。很快，“文革”开始了，刘丁丁上海的朋友告诉他，房子被漕溪村“造反派”没收了，当时全国上下一片红到处是造反有理的呼声，从此，刘丁丁再也不提房子之事…… 　　找房为时已晚，处处碰壁 　　直到2000年，79岁的刘丁丁在中央电视台看到私房可以发还，他这才想试试看能否找回自己的房子。 　　来到上海，漕东支路201号已经成了一片广场，1985年到1986年间，乡村都改成都市了，漕溪村民委员会将系争房屋移交给徐汇区漕河泾街道办事处，漕河泾街道又将系争房屋转交给漕河泾街道漕溪三村居民委员会使用。1988年5月，系争房屋被居委会拆掉后原地改建成二层共124平方米的房屋，其中10平方米继续出租给原来的租客李国国使用，其余的房屋用作餐厅。1998年9月，系争房屋被列入动迁拆除范围。1999年5月，徐汇区市政建设所与居委会签订了单位动拆迁协议书，居委会得到补偿费10万元。租客李国国分配到了一套闵行区银都七村42平方米的个人产权房。 　　刘丁丁将此案委托律师等人代理。经大海捞针般反复查询，他们终于查到了上海市府的文件，沪委(1981)32号文《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委统战部、市建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落实私房政策的报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挤占的私房，根据《宪法》规定，应一律确认原房主的所有权，把房产退还给房主。被占用的私房已经翻建或改建，经有关部门鉴定，确认无法退还原房时，在征得房主同意，并妥善安排其住房后，可按有关规定作价收购，或以其他房屋交换产权。 　　于是，他们先是找“私房落证办”，“私房落证办”说此房1963年8月就已经发还本人了，不存在落证问题。 　　去找到居委会，居委会说10万元上缴给街道了。 　　找街道，街道说是漕溪大队在生产队农改居过程中无偿移交给街道的，街道是接受漕溪大队的资产移交，与刘丁丁没有直接的相互关系，建议他们与漕溪实业公司联系。街道还留了一条和谈的希望，如果此案调节解决，补给刘丁丁3.3万元。为什么给3.3万元？因为动迁时总共拿到10万元，1998年9月漕东支路201号改建时是居委会出的资，居委会留3.3万元。1986年“农改居”后，街道成了这套房子的权利人，街道留3.3万元。这个调解方案刘丁丁不同意，这3.3万元怎么够呢？ 　　漕溪实业公司目前还存在，是漕溪大队早年开办的一家三产企业。去找漕溪实业公司，漕溪实业公司说：“1999年动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