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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研究若干问题反思 　　摘要：经济学界探讨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问题由来已久，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讨论中就形成了调整、替代、整合、独创等观点。改革开放30余年后，立足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且坚持中华民族复兴诉求而展望未来，就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路径选择，学界或许应以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的整体视野，再次直面如何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区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以及货币主权有无必要等问题进行深入反思。 　　关键词：整体视野；驱魅欧洲中心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货币主权 　　中图分类号：F1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7—035—05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大讨论中所涌现的四种观点，如今虽然仍有争论，但现实中调整、整合、独创等观点似乎逐渐被边缘化。然而，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民族复兴的需要相比照，中国经济学研究路径的诸多问题仍未解决。若基于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horizontally inte—grative macro—history of the world）的整体视野，就中国经济学研究某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而言，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一、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 　　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实践业已证明，任何先进思想如不实现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均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理论思想植根于中国实际是不二的选择。表面看起来，这似乎不是问题。然而，伴随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和“普世价值”的滥觞，片面强调西方市场经济之共性，抹杀中国历史与现实之特性，这种思潮愈演愈烈，且在现实中大行其道。与此同时，植根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念与实践，也逐渐被边缘化或空洞化。究其思想根源，19至20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以及20世纪中叶后兴起的“美国中心论”难辞其咎。鉴于此，中国经济学研究是否必须植根于本国历史与现实，就与祛魅欧洲中心论或美国中心论有必要联系起来，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该问题涉及面极广，本文只能择其关键而简略提及。 　　譬如，自1500年至1800年，欧洲真的已经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了么？布罗代尔、阿里吉、彭慕兰等学者的诸多研究表明，在这300年期间，欧洲在世界经济中只处于边缘地带。“过去确实有一个包容全球的世界范围的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它把各个农业内陆和边陲地带与它们各自的地区商业中心、海港或内陆商业城市都连接在一起。……，而这一切也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的相对（或绝对）份量和支配地位。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多边贸易因欧洲输入了美洲金钱而得以扩张。实际上，这才使欧洲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世界经济中，但是直到18世纪前，甚至在18世纪，这个世界经济一直被亚洲的生产、竞争力和贸易支配着。”在当时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这四个主要地区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境地。美洲和日本靠生产出口的白银、非洲靠出口黄金和奴隶来弥补它们的赤字。欧洲则主要靠“经营”（倒手）这三个贸易逆差地区的“出口”，即从非洲进口黄金和奴隶到美洲，从美洲进口白银到亚洲，从亚洲进口商品到非洲和美洲，来弥补其贸易赤字，因为“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其长期贸易赤字的商品”。印度和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中最“核心”的重要地区，这主要依赖于它们在制造业方面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生产力。较之于印度，“另一个甚至更为核心的经济体是中国。它的这种更为核心的地位是基于它在工业、农业、（水路）运输和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绝对与相对的更大的生产力。中国的这种更大的、实际上是世界经济中最大的生产力、竞争力及中心地位表现为它的贸易保持着最大的顺差。……，世界白银流向中国，以平衡中国几乎永远保持着的出口顺差。当然，中国完全有能力满足自身对白银的无厌的需求，因为对于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始终需要的进口商品，中国也有一个永不枯竭的供给来源。” 　　又如，市场经济只有一个欧洲模式（或英国模式、荷兰模式抑或美国模式）么？在《国富论》第3篇第1章“论财富的自然增长”中，斯密认为中华帝国代表了“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即首先是农业的发展，随后农业的剩余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最后则是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扩大。而欧洲发展走上的，乃是被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持续战乱所打断了的“非自然”的、“变态”的道路。他还明确指出：“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水陆交通方便。因而，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中国的国内市场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当代学者，如彭慕兰、韩毓海的研究也表明，自宋代以来，中国的自发生成的“斯密式市场经济”就逐渐发展起来，明清之际，业已达到相当水平。布鲁克（1998）在其研究中国明代经济与社会之专著的“导言”中甚至明言：“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