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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沿海诸省先后沦陷，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逐渐向西北和西南转移。 　　特别是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决定移驻重庆办公以来，西南边疆不仅从国防上，而且从大后方经济建设、内部团结等方面而言，都关涉到抗战的最终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然而，此时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广大少数民族，却 “多数无教育之可言。彼等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 　　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 　　对于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特别是在有着漫长国境线的云南，“当抗战初起时，沿边一带，一闻有征调兵役之举，亦相率迁逃，此皆表现边民对国家民族认识之薄弱”。 此外，日寇在西南边疆的分裂宣传攻势也不断威胁着西南各民族的团结。如日寇侵入滇西后，四处宣传“同种同文”思想，并且开会时还在会场正中假借孙中山先生的口吻，粘贴 “快来中山先生建设之大东亚阵线工作”、 “抗击英美”等标语。 　　以此来迷惑和混淆滇西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甚至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日本侵略势力试图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抗战展开后，常有形迹可疑之人，向番人作反动宣传。诋毁抗战策略，破坏汉夷情感。前年理番所属安曲查利寺有大利活佛者，曾游印度、日本，备受倭方优待。返川以后，即在各地大肆宣传，诋毁中央政府，处处为倭寇张目。行踪至为诡秘，未经官方破获。其余类此事件。尚属不少。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出于巩固西南边防，推动抗战建国的需要而言; 还是为了正本清源，消除各种分化西南民族的言行着眼，推动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培养西南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在当时看来就显得必要且迫切了。 　　一、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主要由政府、社会组织或团体以及个体的知识分子所推动。在政府层面，“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优良社会习惯，协调各民族之情感，以建立国族统一之文化” 是其目标; 在社会组织或团体层面，与政府相呼应，研究或倡导具体的国族思想和实践方法是其主要工作; 在个体层面，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在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前提下，投身于国族建构的理论探讨或具体实践，为抗战建国的现实服务是其追求。也就是说，作为国族建构的推动者，无论是倡导一种思想去影响国族建构活动，还是在主流言论的影响下开展实践活动，以及提出另辟蹊径的建构方案，都是此时国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影响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 “宗族论”。1942 年 8 月，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的讲词中，首次提出了以宗族统合 “五族”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的观点。蒋介石称: “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 也就是说，在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方面，他认为: “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互相关联的。” 　　在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认为: “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享受平等的权利。”1943 年，在 《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更加全面地论述了 “宗族论”思想，此后，这一思想被西南边疆地方政府和一些知识分子所遵循和倡导，一时间成为了国族建构的指导思想。 　　其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何为国族? 对此由于时间、地点和所关涉的群体的差异而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而言，“国族即是中华民族”得到了国人的广泛共识。那么，中华民族这个国族由什么构成呢? 这是建构国族时必须回答的前提问题。 　　对此，傅斯年、顾颉刚等知识分子认为 “中华民族是一个”，而且中华民族不以血统、文化为标准，“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共同生活人”，因此，“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 民族rsquo;二字，我们对内没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 人类学家芮逸夫则从国族的四个涵义考察，认为中华国族: “领土兼具多种地形，人种混凝多种族类，语言包含多数支系，文化融合多数特质。然此种种，早已混合同化，而归于一。” 可见，知识分子此时关于中华民族的言论，无论其是否看到其内部多样性，都在国族是一个整体上达成了共识，并且此时国族一体性于民族团结、共同抗日而言，其重要性显然更高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