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三家和弋阳腔渊源关系.docVIP

“儒释道”三家和弋阳腔渊源关系 　　［摘 要］弋阳腔所孕育和散发出的恒久魅力，有其艺人承接前代戏曲成果和推陈出新艺术创造的过程；同时，又与弋阳当地独特的人文环境和宗教背景息息相关。本文试从弋阳地区的人文和宗教因素出发，探讨上述因素与弋阳腔的渊源关系，进而显现出“儒释道”三家在弋阳腔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承接作用。 　　［关键词］ 弋阳腔 文化背景 佛教外形 道教神韵 　　一、文化事业的厚积薄发为弋阳腔的悄然形成孕育着生机 　　两宋时期的饶州和信州，经济发达、人文昌盛。《上饶县志》中有朱熹经常讲学南岩的记载。宋室南迁，诸多饶州、信州名士开始登上政治、文化舞台，在实现自身政治抱负的同时又诸艺精通、文产丰富，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当时的政治影响和文学成就，也沿袭着前人的传统，在家乡广设私塾，授教子弟，更突出的成就是在饶州地区广设书院，形成一个以书院为地域文化特色的儒家文化集聚点。弋阳腔音乐形式上汲取的是当地民歌、南北曲的成分，在主题思想上秉承的是中华儒家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而且题材和内容结构也随着儒家文人的风格变化时刻调整。如在元代后期，弋阳腔剧目里有着重宣扬儒家“忠孝节义”思想的连台戏《岳飞传》，以致后来发展成为专门的历史爱国题材的套路。而当儒家文人的写作风格转向传奇时，弋阳腔上演的剧目也随之调整，从神仙志怪类的《东游记》、《西游记》变为上演才子佳人的爱情剧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婚姻家庭剧，这从《书馆相会》、《送衣哭城》等剧目中可以得到印证。同时弋阳腔戏文讲究整齐、对称、押韵，如其戏文中的五言、七言，所含帮腔因素的四平、八平高腔用韵，都统一地体现出儒家讲究圆满、平衡的因素。因此，我们也可以推论，弋阳腔的成形发展，离不开内部所包含的深层文化背景，正因为当时饶州、信州成为儒家文化的一个代表阶段，这一地区的文艺也在潜移默化中通过书院、儒家学者的间接感染在思想中坚定地移植了儒家治国、齐家的良好意愿，最终，又因为饶州文化的领先地位，才能够使得弋阳腔在各地借用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广为流传。 　　二、佛教事业的繁茂昌盛使弋???腔选择了《目连戏》为主要舞台表演剧目 　　弋阳南岩，有“南岩卧佛”、“南岩寺”，体现出南方佛教民间性特点。佛教民间化带来的一项影响是失去官方经济支持，僧人以往的坐禅修佛满足不了现实需要，其传经布教的对象需由皇家大院、达官贵人转向普通而又有需求的民众身上，这就促使佛教的传播对象悄然发生着变化，“俗讲”的衍生也就水到渠成。 “歌白相间”有弋阳腔“徒歌”的痕迹，主讲人与其弟子的一问一答以致一问众答，又有弋阳腔一唱众和的前身。问答中要进行艺术创造，用宗教教义提供的《目连故事》这一主题和故事，去演绎群众想要看到和乐意听到的戏剧化的神话故事，在获得共同语言的同时自然接受了这种形式的布教讲义。唱中用法器、锣鼓配乐，也套用曲牌和曲目，彰显出戏剧化的元素，可见，弋阳腔中的“一唱众和”和“锣鼓帮腔”的艺术特点在佛教中原本有迹可循。 　　1700年的开发史，印证了弋阳佛教传播的悠久历史。南岩石窟和南岩寺的物品足以论证弋阳信教者甚众的说法。南戏进入广信府和弋阳时，在保留自身村坊小曲的同时，又入乡随俗，选用该地具有宗教色彩的目连故事作为自己的主要剧目表演形式。这从佛教的风俗与弋阳腔演出的时间性选择上可见一斑。佛教有人世轮回的说法，主张对亡灵的超度，而中华文化重孝主旨又与其相符，两者重叠造就了佛教法事、仪式等宗教形式的盛行。在法事仪式上，佛教引入《目连救母》故事，改变外域文化中强调供养僧人重要性的故事内涵，转接为具有中华儒家提倡的忠孝思想的故事内容，使之变通为中国化的事物，同时也为广泛的民众接受。这里的共同点促成了弋阳腔戏剧表演的实用性市场，农村在耕作劳动之余，有怀念先祖的情怀，有庆祝丰收之意愿，便请来弋阳腔戏班演戏来表达这种情感，这就有了市场观众需求。同时，弋阳腔戏班演出时地点的选择也有讲究性，早期的乡村民众为突出祭祀先祖、宗族大事的严肃和隆重，专门将弋阳腔戏班的演出地点选在宗族祠堂内，将追怀先人的严肃性同佛教宣扬人世轮回的喜庆性结合为一体。现在的赣东北地区如弋阳腔曾流行地区，逢有宗族开谱时，往往邀请戏班演出，上演的有弋阳腔曲目。《目连救母》在佛教中本是一项宗教仪式，在表现出向戏曲化形式倾斜的方向后，南戏适时传入到交通便利的弋阳县，一是借助了佛教在当地的影响，剧目选取群众喜闻乐见的《目连戏》，二是就地取材，直接借鉴和吸收。所以，弋阳腔从最早演目连戏，进而形成七本目连大戏，最后定格于连台大戏，佛教因素不可忽视。 　　三、弋阳道教仪式中的散唱形式成为弋阳腔音乐形式的来源 　　在饶州弋阳一带，本为宣扬佛教因素的《目莲救母》，转而由正一派道士出演，俗称“道士腔”。道士目连班以散居民间的四方道士为主，他们以民间布道和作法为谋生职业，民间的民俗活动一并参与。而在弋阳当地，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