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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穷人”消费美学与身份焦虑 　　近些年来，消费社会的景观和话语在各种媒体上得以大量生产，许多电视广告、流行杂志、时尚电影等都在不遗余力地为人打造一个消费社会的幻城，它不仅以其光鲜诱人的外表，而且以一整套颇能抚慰人心的生活哲学吁请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加入。对于我们来说，消费社会究竟是一个呼之欲出的现实，还是一个镜花水月般的幻象？当许多人还在为这一问题犹疑不决时，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穷人”———已经以其我行我素的生活方式率先取得了消费社会合格成员的资格。所谓“新穷人”，是当前都市里一群年轻白领的自我身份定位，从存款上看，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穷人，有些人甚至经常靠信用卡借贷来维持生活；但从进账上看，他们又收入不菲，完全不同于旧式的拮据度日的穷人。也就是说，他们挣钱不少，但花得更多，为追求新潮的生活方式和时尚的消费品而不惜将自己沦为“穷人”，是消费社会最称职、最卖力的成员。“新穷人”不仅选择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父辈的生活方式，而且完全改写了“穷人”旧有的社会分层含义，赋予其一种新的颇具波西米亚感的美学意味。那么，“新穷人”为何如此热衷于消费？透过他们洋洋自得的消费美学，我们能够探察到怎样的关于消费社会的深层讯息呢？ 　　从一个特定角度讲，所谓消费社会，就是一个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关注超过对其实用价值关注的社会，而所谓符号价值，也就是指一件商品对个人身份的标志作用和修辞意义。因而，我们可以说，消费社会中一些人对符号化商品的饥渴症，与他们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是紧密相连的。职是之故，虽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一视同仁地向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发出了呼唤，但是，对于那些拥有稳固的社会身份，且他们自己对此有明确认知的阶层和群体来说，他们几乎不受其影响，如贵族和底层。相反，对于那些社会地位正处于模棱两可的不定状态的中间阶层来说，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尤为巨大，他们的消费欲望也表现得尤为强烈。根据布尔迪厄的分析，“基本的生存状况的差异产生了‘奢侈的趣味与必需品的趣味之间的一个基本对立’，也产生了其经济状况允许其追求身份差异的行动者与不能有这种奢侈的行动者之间的对立”（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P190）。“新穷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处于中间阶层，因而，与下等阶层的置身事外不同，他们更容易被吸引到这场身份区隔的游戏中，并成为其中最为活跃的分子。这是因为：一方面，“新穷人”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使他们有能力和意愿去避免与社会下等阶层相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缺少足够的资源去培育上等阶层的生活方式。这种不尴不尬的社会处境使他们热衷于（也只能够）依靠零星地采撷一些符号化的商品，来完成个人社会身份的区隔和认同。 　　“新穷人”的身份焦虑既与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密切相关，同时，也是由他们自我身份想象的破产所导致。一方面，“新穷人”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正如拉斯奇所分析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状况一样，“有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穿着西装革履去上班而被委婉动听地称为中产阶级，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已降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很多白领工人的工作并不比蓝领工人的工作更需要技术，而且所得报酬也不如蓝领工人。这些工作既不能给人以身份，又不能给人以安全”（克里斯多夫·拉斯奇：《自恋主义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1983，P76）。如果说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见证了白领阶层的衰落，那么，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同样的趋势也正在启动，“新穷人”的身份认同也开始遭遇同样的无奈和失落：曾经，对白领生活的华丽想象流行一时，现如今，它却早已坠落于现实的冷硬地面之上。对此，我们可以认为，电影《杜拉拉升职记》的虚假矫情和电视剧《蜗居》的真实沉重之间的对比，恰如其分地丈量出了白领的身份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一方面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期待和幻觉，另一方面是堕入下层社会的无情趋势，面对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费恰逢其时地出现了。它不仅安慰人们“穿什么就是什么”，告诉人们个人身份只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小姑娘；而且还为人提供了一整套具有结构差异性的符号化商品，任人选择，身兼两职地扮演起心灵按摩师和解围之神的双重角色。因而，消费受到“新穷人”的青睐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消费真的有此神力，能够帮助“新穷人”溯流而上，成功泅渡到上一个社会阶层吗？对此，鲍德里亚的回答可谓一针见血，他说，“有时候，物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既定社会阶层上升了的地位，物是对这一上升地位的积极指认；而有的时候则相反，物成为了对那些无法变动的个人或者群体的一种补偿，他们对于试图变化的希望破灭了，于是物通过一种装饰、人为的变动来指认这一点”（让·鲍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