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行走文化”看凤凰卫视文化建构策略.docVIP

从“行走文化”看凤凰卫视文化建构策略 　　从新千年《千禧之旅》开始，凤凰卫视不断推出大型电视考察行动，以边走边播的“连载游记”形式，将文化考察活动与现代电视媒体结合起来。以节目带活动，再以活动进程推进节目进展，在行走中创造了一种新的节目形态，也创造了凤凰卫视所独有的“行走文化”。 　　一 　　凤凰卫视的行走类节目没有固定的拍摄地点，而是每到一处就根据当地的不同特点选择拍摄场景，同时也有别于一般意义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在呈现时态上选择了正在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这种时间和地点上的不确定性使其在营造悬念及灵活性上占有很大优势，这种边走边播的“连载游记”式的节目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节目形态。“如果说调查性报道是‘侦探模式’，而评论节目是‘专家模式’的话，那么，凤凰卫视的这种大型活动属于‘旅行家模式’。旅行家模式的关键词是：‘寻找’、‘探??’、‘体验’和‘发现’。因为这是一段陌生的旅途，所以它会给观众带来期待感，它能够不断引领观众去行进，激发他们探索和发现的意识。而摄制组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又会充分调动观众的好奇心和情感因素。”旅行的独特魅力与电视文化的结合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收视体验。 　　凤凰卫视的行走可以分为对内、对外两条线：对内的考察行动体现在对于转型期中国的寻根与反思上，如《寻找远去的家园》记录有些甚至具有传承性及珍贵的史料价值，一些古老的村落可能留给镜头一个沧桑转身的背影，便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了。而《中国江河水》则不仅关注母亲河的往昔，更将着眼点放在现在，放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上，唤起人们对于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反思。 　　凤凰卫视在考察其他文明的同时，本身也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者传播和展示着中国文化，等待着其他文明的审视与接纳，摄制组车队的一群中国传媒人组成了文明交流与碰撞融合的先遣队。《两极之旅》策划的初衷就是要实现“一个中国人制作的感性之旅，一次世界文化交流之创举”。综观凤凰卫视的电视考察行动，几乎所有的考察内容都是对人文、地理、历史的考察。此类内容具有普世价值，没有意识形态的屏障，观众对此类题材的理解没有受到过多的政治、文化及种族差异的限制，有利于不同国家观众的理解和收看，以便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 　　二 　　《千禧之旅》不是纪录片，而是一次旅程，旅程的所见所感都将作为节目内容呈现，对旅程中可能遇到的全部新闻资源进行全面、深入的发掘，丰富了素材和主题，增强了节目的观赏性。在内容多元的同时，凤凰卫视还延续了一贯的兼容并包的视角，《千禧之旅》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事件、人物、思想、历史都持有开放及辩证的态度。同时“既用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考察其他文明，也可以使媒体自身获得一种世界文明的视野、比较文化的观点。这对制作包容着丰富民族文化内涵，又有着生动鲜明形式的华语文化节目来说，是一种内在营养，当这些节目去覆盖、去开拓海外华人的电视传播原野时，它代表着一种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实现凤凰‘拉近全球华人距离’的宗旨”。 　　电视文化考察行动既以纪实为核心，却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凤凰卫视的《凤凰号下西洋》把眼光放在了现在，单桅帆船“凤凰号”沿着当年郑和的航海路线，用现代人的视角展现给观众当年郑和走过的地方现在的样子。在展现纪实魅力的同时，节目又带有“秀”的味道，符合了真人秀节目的一些基本元素，如“参与者——作为故事主体和观众观看客体的人物元素；悬念——推动节目、观众和故事发展的动力元素；时空规定——形成故事假定性的情境元素；现场记——形成节目基本过程的细节元素”。船员们作为旅程的故事主体，他们自身的行动过程，也会引起观众的极大关注。旅程本身就带有未知的危险和挑战，充满了悬念。此外，极大的时空跨度也为观众带来了长久的期待。 　　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说：“现代媒介已经从卖内容、卖广告到了卖活动的阶段。”这里所说的“卖活动”便是指制造媒介事件。法国学者丹尼尔.戴扬和美国学者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一书中认为，媒介事件从狭义上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一种经过提前策划、宣布的“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而当代学者更倾向于从广义层面上来理解媒介事件，他们认为所有经过大众媒介传播的事件都可以通称为媒介事件，不管是人为制造的伪事件，还是自然发生的真事件。狭义上说的媒介事件，是指电视媒体运用电视意识策划的以电视为主要传播渠道且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社会事件。电视媒体通常是主导这类事件的策划者、组织者、参与者以及最主要的传播平台；它们通常会以大型电视媒体活动的面目出现，并以电视特别节目（包括现场直播、专题报道、衍生节目、后期纪录片等）为主要表现形态；并且它们一般会在特定的时期内形成社会热点，构成公众事件。 　　凤凰卫视的电视考察行动即属于文化类的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