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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及反贪腐收益成本分析及对策探讨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是经济的高速增长，贪污腐败现象也随之风生水起，并有愈演愈烈之势，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政治发展的重大阻碍，社会贪腐现象如不得以遏制，将直接危及社会稳定的基石。如何治理贪腐，降低反贪腐的成本是我国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阐述了我国目前的反贪腐体制建设，对贪腐成本收益及反贪腐的成本收益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反贪腐对策。 　　【关键词】贪腐；反贪腐；成本；收益 　　贪腐现象的存在通常是经济恶化、社会动荡、基本人权无法保障的罪魁祸首。保持公职人员的清正廉洁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党的一贯方针政策。作为处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贪腐行为已经成了我国政治经济深入发展的绊脚石。一些担任公职、掌握公共资源的“蛀虫”，为了金钱、权力等个人私利，滥用公共资源，利用所处的优势地位与手中的权力，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直接威胁执政党的政治威信。因此，研究贪腐与反贪腐问题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对贪腐与反贪腐的收益成本进行分析，是从经济学角度来探讨贪腐和反贪腐的问题，为防治贪腐行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收益理论认为，收益大于成本的预期是人们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人类社会的首要理性原则。凡是理性经济人进行决策时，总要进行成本与收益分析，对自己可能面临的机遇与付出的代价及承担的风险进行分析对比，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这里的成本是指为了获得某种收益而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收益则主要是指由于一定的付出而获得的物质上的满足，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出资人”追求的唯一目标。 　　按照成本与收益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些认识：拥有了权力仅仅使贪腐成为了可能，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只有当权力主体有了贪腐的意图或动机，并且认识到贪腐收益会大于贪腐成本时，这种可能才会转化为现实。就是说搞贪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有权力，这是基础；有动机，这是关键；有机会，这是保障。在这三个条件中，动机是关键、???核心。如果光有动机没有权力，想贪腐也贪腐不成；如果有权力、有机会，但权力主体没有贪腐的动机，仍能洁身自好，也不会产生贪腐行为；如果既有权力又有动机，仅缺少了机会，就会利用职权去创造机会，使贪腐行为得以实现。 　　有贪腐可能性的人是否选择贪腐取决于其贪腐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而贪腐收益和贪腐成本取决于反贪腐制度建设的投入量即制度成本。反贪腐制度建设通过影响社会上所存在的租金而影响贪腐的收益，通过提高惩罚力度和被发现的概率而影响贪腐的成本。作为反贪腐的主体，政府是否加强制度建设取决于制度投入成本和制度投入收益的对比关系。在反贪腐制度建立初期，反贪腐的收益往往大于其成本；而在反贪腐制度建设基本完善后，再加大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则会使得反贪腐的收益小于其成本，所以反贪腐应提高制度成本的投入量到制度收益等于制度成本的水平。 　　很显然，贪腐的成本是公职人员贪腐行为被发现后所承担的损失，这类损失主要包括受法律惩罚的损失，经济损失，精神损失，未来收益损失等。那么，反贪腐的成本又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只有政府及其下属的国家机器，才有权力治理贪腐，要减少甚至杜绝贪腐的行为，就应该增加制度成本即反贪腐的制度建设投入，但政府是否增加制度成本则要考查其反贪腐的成本和收益，只有当反贪腐的收益大于反贪腐的成本时，政府才值得采取反贪腐的行动。 　　任何经济活动，都存在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我们要分析反贪腐的成本就必须弄清楚反贪腐的收益是什么？反贪腐的收益是指减少了因为贪腐而导致的国家财税等方面的直接损失，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费用，提高了政府及社会制度的“公信力”和提高了“贪腐致富”的成本。应该说，减少经济方面的损失只是反贪腐的收益的一方面，更重要的反贪腐收益是增强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维护社会的公平。对于执政党的地位的提升来说，反贪腐收益是一种隐形的权重很大无形资产。 　　从反贪腐收益看，政府必须坚定不移的反贪腐，只有这样，才能树立执政党的威信和地位，维护正常的经济活动。 　　在我国，反贪腐的成本就是国家在反贪腐的制度建设投入成本。1989年8月18日，肖扬所主导的我国第一个反贪局在广东创立，曾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他认为，反贪主要应抓两件事，一是反贪局，二是反贪法。前者是一个独立权威、全能高效、受监督的反贪部门，后者是一套融组织法、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等于一体的刚性制度。完善党纪、政纪、法律部门“三结合”的监督机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对贪污贿赂犯罪来说，最有权威、最有力量的是刑法惩戒和刑法制裁。 　　反贪腐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建设过程，即建立国家廉政体系的过程。医治贪腐的根本途径是构建国家廉政体系，这是最有效的反贪腐改革计划，不论一个国家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贪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