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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国万校长情怀与感念 　　【人物简介】 　　余国万先生，祖籍福建，印尼华侨，曾担任印尼群益学校校长达13年，年轻时参与中华侨团总会、雅加达华校教师公会、雅加达南安公会，1966年受印尼“排华潮”影响，举家回国，1981年移居香港，先後经营地产公司、旅行社。曾先後担任香港南安公会会秘书长、理事长，是一位爱国侨领，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积极贡献，发挥己力，受人敬重。 　　1966年，印尼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大批华侨身陷囹圄，不得不在祖国的援助下，紧急撤离。当年，作为侨校的年轻校长——余国万先生也身在其中，接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的通知後，未及打点行装，便迫於局势，携妻带子匆匆归国。 　　路途並不遥远，卻辗转艰辛。由於机场方面实行禁行管制，一家人等了整整一天才得以登机，中间几度辗转，经过马尼拉，停留香港，抵达深圳，又途经广州，最终才落向目的地北京，一路上尝尽颠簸之苦。 　　余国万先生说，“这时，我最小的女儿才出生两个月！”由政治动乱引发的“迁徙”改变了他的一生，让他铭记至今。1966年以前，是妻贤乐业，恬淡无爭，1966年以後，卻是沧桑变化，斗转星移…… 　　沧桑几度 境由人造 　　一家人抵达北京以後，“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我们最初下榻的地方与中新社为邻，後被安顿到北京和平西里，同行的华侨约有三四十人，来自万隆、雅加达等印尼各地。” 　　儘管国内局势渐渐失衡，他们依旧得到了相对的保护。余国万先生回忆，华侨在北京停留一年半，就被转往广州华侨农场，和内地响应号召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接受到“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洗礼”。“我们跟农民朋友一起下地幹活，插秧、施肥、收割，都曾幹过。”直到1969年，大家才等到分配工作的消息。“上面定好三个去向，广东、湖南和湖北。” 　　可是，时年的中国被一股歪风邪气笼罩，发展逐步陷入停顿，除工厂有心接收以外，其它地方无能为力，他们别无选择，唯有服从安排。余国万先生前往湖南长沙以後，就职单位正是一家汽车电器厂，他在该厂约共停留了十二年。 　　进厂时，余国万先生已近不惑之年，想起这件事，现在的他依旧不免微微一笑，自我调侃，“你见过三十九岁的学徒吗？”豁达心胸，令人莞尔。他的工人生涯长达九年之久，期间，每天的工作看似简单，卻需要付出高强度的劳动体力。 　　余国万先生负责流水线的最後一道工序，主要职责是聆听零件的响声，要求身体倾斜，腰板弯曲，耳朵紧贴，使整个人形成弧度，与传送带保持微距。长年累月地保持一个“吃力”的姿势，难免有损健康，不知不觉中，他就落下了腰肌劳损的沉疴。可是，每忆及此时，他始终坦然看待，“人生由各种各样的经历组合而成，这是一种自然发展规律，那些日子只当锻炼吧，没什麽可抱怨的。” 　　在汽车电器厂的最後三年里，他被组织“提幹”，进研究所蒐集、整理、翻译资料，虽然劳累不再，日渐清閒，但出於长远打算，他还是决心放手一搏，外出闯荡。1981年，他便递出辞职信，举家迁居香港。 　　由於“娘家人”定居香港已久，余国万先生一家首选投亲。“妻舅在观塘开有一家超级市场，我们两口子就在里面打工，用以维持全家生活。”过渡期对於所有移民而言，都是艰难的，寄住不是长久之计，不久，夫妻俩就向银行贷款，买进一套一居室的房子。 　　可过高的银行利息令人发愁。二人的月薪缴付房贷後，几乎所剩无几，根本难以应付日常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余国万先生不得不另谋他就，为事业奋斗、打拼。 　　80年代的香港，经济飞跃，发展迅猛，为“淘金”的商人提供了一片广阔空间，余国万先生这次“下海”，也比较顺利。很快，他就接手一间濒临倒闭的地产公司，开始全副身心地投入。那段时间，儘管每天往返於西环和观塘，十分不便，但在信念的支撑下，他依旧坚持，境况也随之慢慢好转。不过，“97回归”前夕，有感行业前景遇冷的他就全身而退，转战旅行社了。 　　从事这一行，余国万先生並非专为个人考虑，“我想帮助留在内地的印尼华侨回印尼探亲。”因为感同身受，所以惺惺相惜，在一家旅行社边工作边学习一段时间以後，掌握机票、签证各项事宜的他就独立门户，实现初衷。 　　“那时，内地人出国还不如现在方便，创立旅行社以後，广州的朋友就把证件寄到香港，由我在这边办理完毕，再给他们回传。”一来一往，可谓利己利人。就这样，他的事业渐有起色，逐步上轨。也就是此时，他受朋友之邀，有空进入香港南安公会，为乡亲服务。 　　香港南安公会是一个爱国爱港爱乡的非牟利组织，成立於1979年，最初的宗旨十分纯粹：精诚团结，为来港乡亲服务。由於余国万先生热心担当桥樑，经常帮忙联繫两岸乡亲，遂被大家亲切地推为秘书长，而後提升为副理事长，在职期间，为该会的会务发展奉献了力量。 　　爱国爱校 金色时光 　　余国万先生表示，与国内相比，他始终更怀念印尼的那一段金色时光。“我在印尼发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