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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治秩序转型乡村社会一种新形态 　　六十多年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人类社会存在两种秩序：一种是乡土社会中的礼治秩序，一种是工业社会中的法治秩序。在费先生看来，任何维系社会秩序的力量或纽带必须与其社会性质相符合。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熟，较少发生流动，在这个熟人社会里维系秩序的主要是礼。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不像法律那样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而是通过传统和教化来濡化和规训一代代人并使其成为有效的自我约束力量。乡土社会中的民间纠纷也不靠法律解决，而是通过“礼”的化身——绅士或长老以说服、教育、劝诫等方式进行调解。礼治之所以能够在乡土社会中实现乃是由于礼治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迫纳入西方主宰的发展逻辑中，工业文明不断扩张而农业文明日趋式微，礼治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工业文明的法治逻辑通过至上而下的方式强行侵入有着悠久农业文明的乡土社会。那么，法律在转型社会中所起到的功能如何呢？费先生对此有一段颇富警示意义的话：“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问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先发生了。”（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作为功能主义者，费先生认为在从乡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法律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负功能，送法下乡的弊端早已在实践中暴露出来。承费先生的余绪，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新时期对于法律在乡村社会中的遭遇和后果所作出的深刻的反思，我国法学界以苏力为代表的“本土资源派”亦持如是观。 　　乡土社会被费先生视为无讼社会。在乡土社会中，无讼与礼治是互为表里、并行不悖的。讼师的地位很低并在现实生活中被不断地污名化，无讼的理想也被儒家思想一再地强化。然而，无讼或礼治之所以能够在乡土社会中实现，其原因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和熟人社会性质的影响，与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亦有内在的关联。费先生曾对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进行过深刻的阐释。在传统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并未将整个社会吸纳到皇权之中，反而由于地理、技术等原因导致“皇权不下县”的局面，县域以下的社会基本上不受皇权的直接干预，绅权成了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中介和桥梁，绅士在二者之间扮演着既代表皇权又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皇权的力量。所以费先生将乡土中国的政治视为皇权与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在这种社会中，法律扮演的功能更多的是维护皇权的稳固而非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在传统中国，无为政治既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理想也是现实的无奈选择。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通过一系列政治手段和技术手段彻底结束了几千年来“皇权不下县”的“双轨政治”。国家的权力延伸到每一个社会角落，像毛细血管一样漫布于整个社会肌体，无时无处不有国家的影子。如果说帝制时代的国家权力受到了一定的约束，那么新中国以来呈现的则是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行政几乎完全将社会吸纳其中。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果是国家权力因没有有效的约束和制衡导致国家权力过度膨胀，而依靠国家力量予以保障实施的法律常常成了“政治的晚礼服”（冯象语）。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衡和有力的监督，法律有些时候沦为了强者实现其意志或利益的工具。 　　按照费先生的理路，讨论在乡村社会能否推行法治的前提是乡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价值观念是否为法治提供了相应的社会基础。易言之，法治与乡村社会之间是否存在“位育”的关系。当下的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社会结构已然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从农民的生态秩序和心态秩序看，费先生所言的乡土中国已渐行渐远，甚至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日渐模糊的历史剪影。仅以农民的法律意识而言，除特别封闭落后的乡村外，大部分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