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在拆迁传播机制中“双刃剑”角色.docVIP

媒体在拆迁传播机制中“双刃剑”角色 　　【摘要】在现有拆迁传播机制中，拆迁人（开发商）、拆迁管理者（政府）和被拆迁人三者相互博弈，媒体通过舆论监督报道进行平衡，是对现有拆迁传播机制的良好补充。但是，媒体存在的偏向性报道、过于追求眼球而不重事实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传播方向，影响到拆迁问题的妥善解决。媒体可谓拆迁传播机制中的一把“双刃剑”，而拆迁过程中传播问题的妥善解决，有待于媒体加强自身管理，有待于现代拆迁传播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拆迁；媒体；政府；被拆迁人；传播机制 　　 　　信息传播的存在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杜威提出的社会不仅因为传递和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1]。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提，信息传播机制作为信息传播的形式、方法，以及流程等各个环节的统称，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在当今社会热点的拆迁过程中也毫不例外地存在着这样一种信息传播机制：在拆迁过程中，拆迁传播机制随着拆迁人（开发商）、拆迁管理者（政府）和被拆迁人三者拆迁关系的形成而构筑起来。三者中，提出拆迁的拆迁人和批准拆迁的政府形成实际上的合谋关系，通过三者博弈，将被拆迁人以2∶1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轻易纳入拆迁传播机制中来。其中既当裁判员裁定拆迁纠纷，又当运动员推进拆迁的政府更是整个拆迁传播机制中的明显主导和控制力量，决定着整个机制中不同角色对传播渠道的使用和信息表达的自由度。 　　一、媒体参与制衡现行拆迁传播机制 　　在拆迁实际中，除了以上三个主体，媒体和法院作为平衡力量也时常参与其中。法院主要承担着提供司法救济和决定司法强迁这样两个看似矛盾的功能，而媒体的参与，则正是对新闻作为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2]这个定义的演绎。媒体和法院的参与有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者的参与都是一种选择性的参与，并非既有拆迁传播过程不可或缺的部分，大多数的拆迁都是在没有打官司也没有媒体报道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的。其次，两者的参与多属于被动参与，即“被邀请”进入原来的拆迁传播机制当中，法院提供司法救济，并享有对拆迁完成的最终强制力：征收条例出台以后，司法强制执行是唯一可行的强制手段，救济与强制看似矛盾，其实正显现出法院在目的不同的角色之间尽可能做到的公平；媒体的参与，则一般由于突发事件的召唤介入整个机制，如2003年被称为“抗暴力拆迁第一案”的翁彪案[3]。 　　两者的参与也有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在于法院在进入拆迁传播机制以后，其表达的信息拥有非常大的权威，但是其影响力在跨地域和跨领域的情况下会快速式微。而媒体的参与尽管不在实质上改变整个拆迁传播机制中既有信息的表达和流动，但其表达的信息拥有跨地区和跨领域的影响力，甚至能影响到离发生地很远的地区的非拆迁活动。如2007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4]，引起随后蔓延开来的“南宁最牛钉子户”、“上海最牛钉子户”等传统媒体及网络媒体此起彼伏的关于“钉子户”的报道，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了“新民权运动”风潮。在“新民权运动”中，传统媒体与新兴互联网之间的积极互动，构成了社会动员的最重要力量[5]。 　　二、媒体在拆迁传播机制内引发“新民权运动” 　　正是媒体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媒体可以在拆迁传播机制乃至整个社会的信息传播机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媒体本身拥有发布信息的渠道，其表达权基本不受政府对拆迁传播渠道的控制，相反，因为其报道而曝光的事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对整个拆迁传播机制的控制，因此受到急于表达意愿的被拆迁人的欢迎。因为在实际拆迁过程中，政府在现有拆迁传播渠道中留给被拆迁人的表达意见空间十分有限，大多采取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样一种方式，对时间、空间、形式要求明确，是层层设限的结构化表达，被拆迁人无法自由反馈信息。甚至在要不要成为被拆迁人这个核心问题上，被拆迁人作为主体却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目前情况下，一旦政府的征地拆迁决定作出，以司法强制执行作为保障力量，可以说就决定了被拆迁人最后会全部搬走的命运。在这种垄断的信息传播体制内求生存，被拆迁人为了突破政府主导的拆迁传播模式，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媒体无疑是提供平台进行充分自由的非结构化表达的最优选择之一。 　　那么，通过媒体的报道能否真正有效地表达被拆迁人的意见，起到影响整个拆迁传播机制的作用，从而改变最后的结果？这是一个随着媒体日渐深入介入拆迁传播机制，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南京翁彪“抗暴力拆迁第一案”来看，这在2003年时是不可能的，媒体当时只是在事后介入报道，作为对事实和结果的调查陈述，而对于翁彪们遭到拆迁的既成结果没有任何实质改变。而到了2007年，随着“新民权运动”日渐高涨，我们看到媒体不再仅仅作为“事后诸葛亮”，而是在事发过程中及时跟进、充分报道，成功调动起社会舆论，让“重庆最牛钉子户”在社会的关注下得到了满意的补偿。到了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