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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精神3家老牌出版社故事 　　一部规划与中华书局的风格形成 　　从1954年迁京一直到1958年，中华书局还不是做古籍的，“我们做的是农业和财经出版”。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说。 　　1957年12月10日，齐燕铭向当时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建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小组分文学、历史和哲学3个分组，共由19人组成，囊括了当时文史哲方面最权威的专家，其中包括叶圣陶、吴晗、陈寅恪、范文澜、冯友兰等。 　　科学规划委员会很快批准了齐燕铭的报告和小组名单。1958年2月9日，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会议，并在4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中华书局。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一个重大措施。小组成立之后，文、史、哲3个分组很快制订了一个计划草案，开列数目洋洋大观，包括“经史子集”各种书籍不下万余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拿出的《整理和出版古籍的十年（1962-1972）规划》有一点“文化大跃进”的味道。 　　此后，《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59年，由顾颉刚整理的《史记》，作为建国10周年的献礼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前4史全部出版，其他各史也相继开始点校工作。但当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古籍整理事业不时受到干扰，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 　　“这是中华书局在1949年以后的一个黄金时期。”徐俊说，“这个规划非常学理化，学术性非常强，细致到每本书的版本和整理方式，以什么为底本。但是当时的规划与出书能力离得很远，出版能力很低，那个规划完成，在当时确实挺不现实的，而且‘文革’很快就来了，那里的规划影响很大，实现很少。现在我们仍然还在增加的新品种都还是那个规划的，比如《十三经》系列，《新编诸子集成》等当时都有规划。现在依然在???版的《史料笔记丛刊》，当时也已经在规划了。” 　　“文革”中学人的保护伞 　　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两场政治运动剥夺了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上讲台和从事研究的权利。这时候，担任出版任务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学者、翻译家的保护伞。 　　李霞介绍说：“当时主持商务工作的陈翰伯不仅将一些以前留学回来的、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而且还邀请北京大学等高校和其他机构内的已经被‘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等担任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使他们能够通过翻译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得以‘文’有所用。当时曾有段时期，在‘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压力下，出版社被要求停止稿费制度。但陈翰伯仍然坚持要求编辑在稿费方面尽量按高档给名著译者开付稿酬。” 　　“文革”期间，一些译者因参与商务印书馆古典名著的翻译而受到冲击。这段时期，商务印书馆基本不能再出学术译著，一些专业老译者，如：蔡受百、于树生生活窘迫。商务印书馆为了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给他们每人每月预支稿酬50元，待以后能出版他们的译著时再从稿费中扣还。 　　1958年时，朱光潜已经翻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的第一卷。之后因受“文革”干扰而中断，第二卷译稿在“抄家”时被抄走。到“文革”后期，朱先生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打扫垃圾时，居然在一个废纸堆里发现了被抄走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译稿。故物重逢，感慨莫名。在朋友的帮助下，朱先生拿回译稿并进行秘密修改。197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恢复业务活动。商务印书馆希望把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美学》列入出版选题，于是派编辑陈兆福，经由看守朱先生的工宣队同意，去看望“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通过巧妙的周旋，终于避开了工宣队的监视，与朱先生洽谈《美学》出版事宜。 　　在整个政治运动风波中，《二十四史》点校出版工程的持续，也让很多老学者依然能在政治风暴中安心做一点学术工作。 　　据徐俊介绍，整理《二十四史》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8年至1963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3年至1966年，第三个阶段是1971年到1978年。1958年为了给1959年国庆献礼，中华书局要在1959年国庆前赶出《史记》点校，徐俊说：“1958年到1963年，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华书局老编辑承担，这些人员都来自书局内部。到了1963年，眼看做不出来，中华书局向中宣部申请，调各地的老先生到北京点校，各地老先生就集中到了北京。”那个时候，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都在翠微路，中华和商务的那些老先生都在翠微路点校、翻译、编辑。 　　一直到1966年，所有这些人员都被解散去了湖北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