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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金陵十三钗》人物符号内涵艺术解读 　　[摘 要] 电影《金陵十三钗》讲述了南京大屠杀日寇屠城南京沦陷之后十二个教会女学生如何被众多人物拯救的故事。影片中的主要人物包括教会女学生、李教官等中国军人、秦淮名妓、美国人约翰以及少年陈乔治等。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十几个教会女学生，面对日寇的野蛮杀戮和凌辱，是以李教官为首的十几个中国军人的奋力阻击、约翰的人道主义精神、秦淮名妓的侠肝义胆以及陈乔治实践诺言敢于担当的精神，才被拯救于危难之际。 　　[关键词] 符号；能指；所指；《金陵十三钗》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对文艺理论和电影理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电影符号学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索绪尔（Saussure）是瑞士的语言学家，他被公认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语言学鼻祖、符号学创始人，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了三组二元对立概念，其中一组就是能指和所指。他强调任何一个符号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在社会的约定俗成过程中被赋予某种概念，于是符号的使用者就会逐渐在符号的物质形式和被赋予的某种概念之间建立起某种约定俗成的概念联想关系。在这种联想关系中，概念就是所指（signified），承载这种概念的物质符号就是能指（signifier）。这一观点被法国符号学家麦茨运用到了电影理论上，1964年他发表了《电影：语言系统还是语言》标志着电影符号学的正式诞生。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科学，它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包括文字、图像、动作、音乐、物品、礼仪、仪式、表演，甚至事件等，这些同样是电影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暂且走出课本走近电影院的重要原因。本文以电影《金陵十三钗》为例，对影片中的主要人物符号内涵进行艺术解读。 　　一、战争叙事：受害者叙事模式 　　以故事中人物真实自然的情感和人性打动观众，这是战争片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很多中国抗日战争片的叙事是“复仇模式”。空间多置于农村，人物包括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官兵、灵活机动的游击队员、支援前线的民兵和百姓甚至还包括儿童团以及无恶不作的日本侵略者。如《赵一曼》《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不同于以往的抗日战争片，《金陵十三钗》的叙事模式发生了改变，时空是侵华日军于1937年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在炮火中安然无恙的美国教堂。故事的主人公们不再是骁勇善战的抗日官兵，而是一群身穿蓝布长衫身为教会学生的十几岁少女，她们是以战争受害者的形象出现，是侵华日军图谋加害而其他人物竭尽全力拯救的对象。这种把脆弱不谙世事的少女置于即将被日寇无情吞噬生命的语境中，成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的“叙事模式”，更容易使观众深刻感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恐怖残忍以及少女面对兽性大发的敌寇被凌辱被屠杀的悲惨。 　　二、妓女的蜕变：实现精神救赎 　　妓女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她们被男人所主宰的主流社会所鄙视，同时又被主宰主流社会的男人所消费，这从影片中约翰看待女学生和秦淮妓女的不同眼神即可窥见一斑。在约翰眼里，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是纯洁的无杂质的天使，是社会的希望和未来；而以玉墨为代表的妓女在他眼里是色情的、是欲望的对象，因此是可以调戏的。男人对妓女肉体的贪婪以及精神上的歧视，作为秦淮妓女头牌的玉墨怎会不晓？所以她在约翰面前表现出了对男人的不屑，她利用自己的色相和男人贪婪的色欲诱使约翰对她们施以援手出城。约翰想得到玉墨的色欲，玉墨想利用约翰一张老外的面孔出南京。就在这种针锋相对的相互利用中，形势的发展使玉墨不得不放弃逃离金陵城以挽救十二个女学生，约翰也决定冒死驱车送女学生出城，在双方共同做着施救女学生的准备中各自绽放出了人性的光芒。 　　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妓女是社会的受害者，得到的却是社会的鄙夷歧视而不是同情，这从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对待她们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书娟她们看待妓女的眼光是斜视的，内心充满了厌恶和鄙视，甚至连厕所都不愿让她们使用，为此双方大打出手，这一镜头的特写把以书娟为代表的女学生和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妓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渲染到了极致。但是，当玉墨她们发现书娟她们手牵着手爬上教堂的顶楼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拒绝参加日本人的庆功宴会时，这些平时搔首弄姿、尖酸刻薄的风尘女子们，决定挺身而出挽救十二个生命之花还没有完全绽放的女孩。这些往昔的秦淮妓女以自己的侠肝义胆解构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偏见与陈腐，实现了精神救赎。危难之际恶魔面前，方显人性的光芒，令人震撼。 　　有人说文艺作品与世俗观念不同，艺术作品特别眷顾“妓女”这一被世俗歧视厌恶的群体，如小仲马的《茶花女》、莫泊桑的《羊脂球》以及曹禺的《日出》等。但是影片《金陵十三钗》中以玉墨为代表的秦淮妓女舍身赴宴挽救十二个女学生的故事却是有历史依据的。据当时身为金陵女子大学教务处长、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惨状的美国人魏特琳女士的日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