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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理论中对“主体”认识 　　对于翻译这个概念，很多人都做过解释。但是一般的教科书都把它定义为“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或者是“把一种语言的语言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但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绝对，因为翻译完全达到“准确”和“意义不变”等是不可能的，起码人们现在认为是这样。因此，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内达（Eugene A. Nida）认为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原文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话语，首先是意义上的对等，其次才是风格上的对等。当然也许有更加精确的描述，这里就不再一一举出。反正对于这个定义是人言人殊。但是目前我们起码可以说翻译是一个过程，这个活动过程涉及的范围很广，对象很多。主要的对象有原作、原作者、译者、译作和读者，这些是翻译中主要考虑和研究的对象。但是，在这众多的对象中什么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呢？长久以来，翻译以及翻译研究在学术领域中一直没有地位，一直处于，正如法国翻译学家贝尔曼所说，一种‘被遮掩，被压制，被排斥状态和仆人状态。译者一直处在原文作者的阴影之中。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翻译学科显得越来越重要了。因此，随着该学科地位的提高，译者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对该学科的研究也开始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关于翻译活动中“何为主体”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意见不一。实际上，在人类翻译史上，自从有了翻译活动以来，人们就开始对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罗马翻译理论家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65-8BC）曾提出译者是译文的“主宰”。后来，英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译者是艺术之“天才”。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积极的活动因素。对此许钧（2003：10）有如下总结：“从目前我们搜集到的国内外资料看，对‘谁是翻译主体’这一问题，大致有四种答案：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为翻译主体。”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翻译主体的界定和认识是不同的。而陈大亮（2004：2）没有直接回答谁是翻译的主体，而提出了翻译主体间性的观点。他认为不能从单一的角度去具体地指出谁是翻译的主体，而是必须考虑译者跨时间、跨空间距离与文本进行交流。面对如此纷杂的观点，本文的作者依然坚持一个看似陈旧的观点------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因为正如陈大亮所说翻译过程是一个译者跨时间、跨空间距离与文本进行的交流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始终是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译者的翻译行为的动机、审美能力、综合素质、心理状态等等都可以直接影响译作的质量。而高质量的译作是翻译活动的永恒的目标。 　　 　　一、译者的预设动机或目的 　　 　　动机问题本来是心理学研究上的范畴，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许多学科相互交叉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人的各种行为都有一定的动机，那么翻译活动当然也不例外。 　　从翻译史上我们可以发现，翻译活动既可以视为一种个人行为也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行为。如果当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翻译时，翻译活动就是一种社会行为。比如在古罗马时期，由于希腊有着极其灿烂的文化遗产，希腊文化又高于罗马文化，因此，从公元前三世纪起，即在共和国的鼎盛时期，罗马人便开始把希腊文化移植本土，大规模地翻译、涉取希腊的典籍，通过翻译模仿继承了希腊文化。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行为。诸如此类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翻译活动都属于社会行为。其余的则属于个人行为。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主要讨论的是属于个人行为的翻译活动。 　　任何翻译行动都要制定出目的和实行方式，只有这样翻译的任务才能圆满完成。顾名思义，原文面向原语文化，而且总会受到原语文化的制约。译文则面向译语文化，而且最终应从译语文化的角度衡量它的实用性（许钧，2002）。因此，原文与译文不仅在表达方式和内容编排上，而且在各自所订立的目标上都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差异。其实内容的安排是由其目标所决定的。对于同一原语篇，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目标（或目的）的支配下会产生出不同风格、有时是不同内容的译文。例如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是一为伟大的思想家，在富民强国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他曾经翻译许多西方先进的思想巨著，如《天演论》《社会通诠》等。他翻译的《社会通诠》一书中“包含着译者本人的思想和情感，译文词语中包含了原作所没有的观念成分，一句话，它是一种从文本到词语都混杂了原作者和译者的思想情感、原作者所生活的社会文化和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的跨语际、跨文化的不‘中’不‘外’的混合物” 。严复翻译这些著作并不是为了某种学术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