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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穆与陈寅恪交谊与学术 　　钱穆与陈寅恪都是20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师、史学巨擘，二人的治学路径和研究方法并不相同，交往也并非太深、太密，然而他们都极为关注民族的命运和文化的兴亡，都重视对民族的文化作“同情之理解”，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留下各自的印迹。 　　一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修水人。13岁时随兄长陈衡恪东渡扶桑，游学日本。以后又负笈欧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陈寅恪出身书香世家，自幼接受传统学术的熏陶，旧学功底厚实，又长期游学域外，对西方学术广泛涉猎，通晓十余国语言，学问广博，被吴宓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26年，陈寅恪受聘清华，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国学研究院停办后，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中文系，是该校文学院中唯一一位合聘教授，清华的一些教授都慕名前去听课，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钱穆在北大任教时，有一段时间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汤用彤家中。汤用彤与陈寅恪系留学哈佛的同学，当时汤在北大哲学系开“东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在清华中文系开“佛经翻译文学”，两人对佛教典籍皆有精深研究，陈常进城到南池子汤家拜访，寓居汤宅的钱穆因此而结识了陈寅恪。 　　陈寅恪在清华历史系主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隋唐史专题”两课程，住清华园中。陈氏生活作息时间颇有规律，其寓所门上下午常挂“休息敬谢来客”一牌，相见颇不容易。钱穆也在清华兼课，讲授“秦汉史”。据他的侄儿、当时在清华读书的钱伟长回忆，钱穆每周星期四上完课后，在清华工字厅住一夜，第二天下午方返北大红楼上课。钱上课之余，也不时到陈宅聚谈。两人皆穿长袍，北平的冬天非常寒冷，陈寅恪常在棉袍外再穿一皮袍，有时还在皮袍外加一青布马褂。钱穆对陈寅恪的学问非常佩服，而且在穿着中也仿效陈氏。据钱氏回忆：“余本穿长袍，寅恪亦常穿长袍，冬季加披一棉袍或皮袍，或一马褂，或一长背心，不穿西式外套，余亦效之。” 　　钱穆早年治诸子学，早在苏州中学任教时，就完成了他早年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初稿的写作。进入燕大、北大任教后，他又利用北平城丰富的藏书，对旧稿加以修订、增补。书成之后，由顾颉刚推荐给清华，申请列入《清华丛书》。当时列席审察此书的有陈寅恪、冯友兰等三人。冯友兰认为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陈寅恪的审读意见恰好相反，认为《系年》“作教本最佳”，盛赞“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矣”。由于审读意见的分歧，钱著最终没获得通过。陈寅恪对这一结果相当不满，多次在不同场合中称赞钱著。朱自清在1933年3月4日的日记中记道：“晚（叶）公超宴客，座有寅恪……谈钱宾四《诸子系年》稿，谓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纪》，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寅恪云更可据楚文楚二主名及《过秦论》中秦孝公之事证之。”杨树达的日记也有类似的记载：“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堪。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冯友兰反对出版钱著的正面理由是《系年》的体裁不便阅读。《系年》是一部考证诸子年代、行事的考据之作，在哲学家冯友兰看来，作教本最好采用章节体例，使用通识性的语言文字，考据性的文字不免有冗长、繁琐之弊，故作教本当改变体例。陈寅恪是史学家，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考据学大师，他强调治学重证据，凡立一说，必旁搜博采，博求证据。《系年》的考证方法与他的治史理念相通，所以在审读钱著时，自然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这是陈特别欣赏《系年》的原因所在。 　　陈寅恪称赞《系年》的考证功夫，甚至认为钱著“作教本最佳”，这体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偏爱和治史眼光。当钱穆由早年的考据转向义理的探寻，多写通识性的论著时，他对陈寅恪的考据文字也渐有批评。他晚年对门下弟子说，陈寅恪“文不如王（国维），见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其十之三四，始为可诵。且多临深为高，故作摇!，此大非论学文字所宜。”这些评论，自是后话。 　　二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散原老人终日忧愤，不食而逝。陈寅恪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于11月3日带领全家离开北平到天津。在天津小住期间，遇到了钱穆、汤用彤等人。以后钱穆乘船南下，绕道香港赴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则由青岛乘火车经济南、郑州、汉口，转至长沙。由于路途耽误了时间，他们到达长沙时，得知临时大学移迁昆明，陈寅恪随后带领全家南行，从香港赴滇。当行至香港时，已近旧历年底，陈寅恪的夫人唐!因旅途劳累心脏病发作，滞留香港，他则只身取道安南、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