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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理想与现实 　　［编者按］通识教育在理念上可以追溯至西方古典的“自由教育”，在近现代的工业化时期遭遇专业教育的结构性挑战和挤压，但其传统连绵不绝。二战之后，针对现代社会教育领域中的诸多问题，西方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反思与探索。对通识教育的探索，西方高校起步较早，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暴露出了某些值得重视的教训，并形成了可资借鉴的不同模式。近年来，中国高校也普遍意识到当前高等教育单纯强调专业教育的不足，并结合自己的特点对通识教育展开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初步形成了以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为代表的多种模式。但既有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某些弊端和问题，尚无任何一种模式成为国内通识教育的主导或成熟模式。因此，作为中国高教改革的重要维度，通识教育改革的探索空间依然巨大。 在国内高校探索通识教育的改革潮流中，由高全喜教授主导和设计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识教育改革颇具特色。2010年，在校方的大力支持下，北航成立了以高全喜为院长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办了“知行文科试验班”，组建了一支通识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团队，对通识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课程体系与教育模式的探索，至今已有两年，初见成效。他们的实践，建基于对国外通识教育理念、原理和操作模式的相对完整的理解及对国内众多大学通识教育改革的调研与比较。为此，本刊特对高全喜教授进行了采访。 　　当前高教改革的一个方向《文化纵横》：在您看来，中国的通识教育改革主要是为了针对什么问题？ 高全喜：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劳动分工的繁密和职业的高度分化，这在教育上表现为学科的高度技术化和专门化，在人格上则体现为专家化和工具化。教育中的专业训练已经完全被社会需求所驯化，被社会机器的工具理性所驯化，已无力担当塑造自由人格的重任。单纯专业教育只能输出大批量的专家和技术工人，但难以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和社会领导者，对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人格取向和公共伦理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西方对此早就有了深刻感受，从20世纪初就开启了现代通识教育，而且每过几十年就要检讨???番，出台个报告，搞一轮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历史已经有一百多年，传统经典教育体系已经瓦解，而现代教育体系则受到新中国以来更加严格的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塑造，其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中国社会转型与大国崛起的时代要求，因此，开展通识教育改革更加迫切。 关于专业教育，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本人在法学院长期任教，法学院的核心课程共18门，除了法理学和中国法制史外，都是具体的部门法，如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法、宪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等，四年下来，全是这种法学类的课程。三年的研究生，再到三年的博士生，也同样如此。其他的各种选修课，包括全校公选课，根本就是混学分的，任课老师和学生都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教育体系导致学生从大一开始就只在专业中越陷越深，越来越单一，越来越细致，专业之外的东西，没有任何有效的课程设置和训练，也没有任何结构性学习的机会。这与中国社会30年来的多元化发展现实及其人才需求日益不相适应。 此外，大学现在办得越来越市场化，一些课程的设置完全跟着市场走，市场哪方面热了，就设置一门相关的课程。例如，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传统文化复兴，就有资本家、大款到大学里上儒学班。这纯粹是为了创收，对于知识的传授、德性的培育价值不大。普通本科生也有这个问题，与直接就业或工作职位有关的实用课程往往受到追捧，而真正经世致用的大学问反而受到冷落，这与国内高教体系缺乏通识教育、学生心智与价值观发展不够健全有关。我是倡导自由教育的，但这不等于放任和纯粹市场化。我也反对大学里一切由学生说了算，好像学生欢迎的就一定是正确的与合理的，教育本身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本科教育还包含着深刻的人格塑造与理念养成的内在使命，教育者的引导性必须得到合理的体现与支撑。 我要强调，通识教育是塑造一个自由人格的过程，是培养德性的过程。当前大学里也有这样的课程，但是并入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一些课程里，实际上已经起不到这个作用。说白了，是把它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教条灌输，脱离实际，老师和学生都不当真。大学里简单延续中小学的政治教育模式是肯定不行的，通识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对传统政治教育不再起作用的地方进行有效填补。 正是针对工具化、市场化与教条化的这些弊端，本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使命感，最近这些年，通识教育成为大学改革的焦点。《文化纵横》：对当前通识教育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几种模式，您如何评价？ 高全喜：通识教育目前虽然在中国已有近10年的探讨，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比较成熟的模式。无论是对通识教育理念的理解，还是具体落实到实践中，比如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等等，各大学的情况差别很大，目前还都在探索与调整之中，而且不能排除有整体失败的危险，但失败者同样为改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但也确实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