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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访和犯罪 社会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间矛盾的积聚与碰撞，使我国正处在一个信访高峰期。在上访的人群中，绝大多数人的诉求是有理的，但也应当看到，确实存在干扰正常信访秩序的“恶访”行为。 有些“恶访”者在屡次受到行政处罚后仍继续“恶访”，其实，不少“恶访”行为已构成刑法上的敲诈勒索罪。 对“恶访”行为应进行刑事处罚 “恶访”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主观和客观因素相互交织，一般都有个发展过程。“恶访”者多从“闹访”中尝到过甜头。他们抓住基层干部急于“保稳定”和维护地方形象的心理，动辄就要“进京闹事”，以制造“轰动事件”逼迫地方政府“花钱买平安”。“恶访”者在多次签约得到利益满足后，又会反复不断地提出新的财产要求。 这种行为不仅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不良导向，损害法制的权威和政府的公信力，还逼迫基层干部形成隐形的渎职犯罪。因为每一次突破底线的所谓照顾，都是以国家和集体财产的损失作为代价。 惩治“恶访”行为是否需要动用刑事手段，确实是个敏感的问题。刑法的谦抑精神要求刑法的发动要处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状态，也就是说当其他法律可以调整解决，决不要轻易地动用刑法。笔者认为运用刑法惩处“恶访”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因为“恶访”用其他法律手段已经难以解决。在行为道义上，如果不动用刑法，就不能在法律上全面否定“恶访”行为，“恶访”者不断膨胀的心态也很难遏制。在社会效果上，如果不经过刑事司法审查的甄别，是非常容易被混淆，不明真相的群众也容易被盅惑。同时，“恶访”的恶劣导向作用在地方上正呈蔓延之势。从社会治理的现象出发，确实只有启动刑事司法才能有效地遏制住“恶访”现象。 “恶访”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犯罪构成 “恶访”在刑法层面可表述为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上访闹事的方式勒索基层政府和组织财务的行为。“恶访”是否符合敲诈勒索罪犯罪构成，关键要厘清以下几个关系。 行驶正常上访权与假借上访实施犯罪的关系。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上访是公民行使申诉、控告和检举权的一种具体形式。由于宪法权利的神圣性，让人们很难将上访行为与犯罪相联系。一些地方之所以对“恶访”束手无策，重要原因是受到这种认识的束缚。权利都是相对的，宪法在规定公民有申诉、控告或检举权利的同时，还规定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超越公民权利边界而肆意妄为，可能会涉及违法和犯罪，“恶访”现象就是社会转型时期合法行为与违法犯罪相互交织的产物。 国家利益和具体国家机关利益的关系。国家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管理职能的机关，不存在受利益要挟的问题。因此，不少人认为国家机关不能成为敲诈勒索罪对象。作为整体的国家除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外，不应该有特殊利益，但作为具体单位的国家机关，和一般的公司、企业一样有自身的利益。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将国家机关纳入单位犯罪的主体，考虑的就是具体国家机关除了维护国家利益外，还存在着自身作为一个单位的利益。“恶访”者无休止的上访闹事，客观上给基层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具体国家机关的社会声誉和评价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正常的上访诉求与非法占有目的之间的关系。刑法关于非法占有的定义，主要指意图让财产合法持有人丧失对财产的掌控，转而由自己非法掌控。“恶访”者明知是无理的财产要求，仍以上访闹事相要挟，其非法占有目的应当认定。要判明行为人是否明知是无理财产要求，一般来说在协商阶段，双方具体财产关系尚属于不确定的状态，上访者无论提出多高的要求，均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已经自愿签订纠纷解决协议并得到履行后，又以上访闹事相要挟提出新的财产要求，且不能否认原协议是自愿签订，就可以认定其明知新的财产要求是无理的。因为诉求的事项已完结，双方财产关系已确定，新的财产要求显然意图将他人合法财物非法据为己有。 以敲诈勒索罪查处“恶访”行为应慎重 要防止处理涉访案件滥用刑事司法手段，危害公民信访权。中国古代就有告御状的传统，上访情结已经根治于我们民族传统之中，成为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高度认同的维权方式。因此，保障公民的上访权对维护社会稳定和谐非常重要。但由于上访作为体制外争端解决机制，对行政和司法的裁量具有相当的制约作用，让部分官员感到上访是“找麻烦”，视上访者为“刁民”。一些领导表面上排斥上访的理由是认为影响地方形象社会稳定，私底真实想法却是认为会影响个人的政绩和仕途。个别贪官污吏甚至还有害怕因上访而使自己的腐败问题暴露的阴暗心理，对上访者采取阻挠、压制和打击的方法，非法限制甚至剥夺公民的上访权。因此，运用刑事司法手段追究“恶访”必须持谨慎态度，要防止被滥用，危害信访制度。可以考虑建立上下互联机制，若追究“恶访”者刑事责任应向受理上访的上级部门沟通情况，共同确认“恶访”行为的性质。 以敲诈勒索罪查处“恶访”行为应注意引导舆论。国家相对于自然人处于强势地位，将国家机关作为敲诈勒索罪的对象，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