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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退修稿）摘 要：学界对“波特假说”成立与否莫衷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适用性取决于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运用2003年-201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影响其对技术创新促进作用的程度、周期及效果。与此同时，实证结果也反映：（1）环保系统人力资源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弹性显著大于1；（2）经济发展水平与技术创新呈 “U”型曲线关系。因此，综合运用各类环境规制工具、加强环保系统人力资源的投入以及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有利于实现“波特假说”的愿景。关键词：环境规制；技术创新；波特假说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引言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仍显艰难的情势下，我国经济实现了平稳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与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与此同时，雾霾等环境污染问题也一度令人担忧，环境问题成为我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事实上，我国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一个重要的体现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监管体系。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近30项，地方性环境立法达84件，有关部门还制定了一系列配套性的行政规章（包群等，2013）[1]。但是，我国近几年在世界环境绩效指数（EPI）排行榜的位次持续走低；日前环保部公布的《2014年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的报告显示，全国74个重点城市仅有8个城市的污染物年均浓度达标，其他66个城市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标现象。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行环境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然而，根据Porter[2-3]等人(1991,1995)提出的“波特假说”，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双赢，其中，创新是实现双赢的关键。尽管目前学界对“波特假说”是否成立莫衷一是，但毋庸置疑的是波特假说有其合理性，而且也是符合当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潮流和发展意愿的理论。有学者指出，波特假说的适用性取决于所采用的环境规制工具（廖进球,刘伟明，2013）[4]。因此，本文尝试从分析我国现行的主要环境规制工具对技术创新的作用这一视角来寻找实现“波特假说”愿景的途径。二、文献述评根据传统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实现两者间的双赢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Magat[5]（1978）最早指出技术创新是解决环境保护与企业经济绩效间权衡的重要决定因素。Porter[2-3]等人(1991,1995)提出了著名的“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刺激企业的创新行为，产生创新补偿效应，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此后，国内外学者对波特假说是否成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分别从行业[6-8]、地区[9-10]、规模[11-12]、市场势力[13]等视角论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基于此论证波特假说的正确性；也有研究从环境规制强度的动态变化中揭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传导机制，从而进一步验证波特假说的适应性(封福育,2014)[14]。这些研究对人们深入理解、运用波特假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他们大多将环境规制政策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而忽略了“波特假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恰当设计的环境政策。若在此前提条件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仅以创新结果来论证波特假说是否成立难免有失偏颇。采用哪种环境规制工具更符合“恰当设计”的原则，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创新并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对该问题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波特假说应有的题中之意。但国内外关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在促进创新效率方面差异的文献相对较少，而且大多认为市场激励型工具（如交易许可、税收，等）比命令控制型工具（如排放标准等）能更有效的刺激创新[4,15-17]。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Montero(2002)[18]，他通过比较分析寡头垄断产品市场上四种不同政策工具（排放标准、行为标准、交易许可、拍卖许可）的创新激励，发现标准制度比许可制度具有更大的创新激励。这些研究基本上都只比较了命令控制型工具与市场激励型工具的创新效率，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公众参与意识的加强，媒体监督、公众舆论等隐性约束的力量不容小觑。有研究表明，在美国水污染治理中，公众监督和公共执法等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发挥了显著的作用（Langpap C., Shimshack J.,2010）[19]，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正逐步引起人们的重视。我国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环境保护法也明确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权利。但是，目前鲜有文献将这种新兴的规制工具与传统规制工具进行比较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打开环境规制政策的内核，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等三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