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构建.docVIP

我国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构建 　　我国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和实践,起源于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尤其是轻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对此类案件允许被害人与犯罪人在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阶段展开协商,对于犯罪人认罪悔过、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司法机关可以酌情作出撤销案件、不起诉或从轻、减轻处罚的决定。 　　笔者认为刑事和解制度在诉讼阶段践行并要与刑事诉讼法结合,应当以审查起诉阶段为平台,并且应当以不起诉的形式作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不起诉制度,唯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优势。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是指被害人与加害人在检察官的主持下,通过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征求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后,由检察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 　　一、我国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现状 　　随着近年来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兴起和我国倡导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从2002开始,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开始在轻伤害案件办理中探索刑事和解机制,其后其后,案件范围逐渐扩大到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等轻微刑事犯罪。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审查及处理。全国司法机关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认同达到了空前的高潮,刑事和解不诉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也遍地开花。 　　二、我国刑事和解不诉制度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项新的制度的出现和实行都必然伴随许多问题的产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在经历了的一段时间的现实检验后,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惑也逐渐浮出水面,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缺乏统一的立法规定 　　刑事和解案件在处理方式上不平衡、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调解方式单一、赔偿缺乏标准等,这些问题在我国刑事和解制度试行当中频繁出现的根源就在于刑事和解制度缺乏统一的立法规定。刑事案件中往往都涉及到人身自由等重大利益,因而在实施和解时,对案件的性质、情节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权,但对于刑事和解不诉的条件、程序都缺乏统一的法律设计。在实践当中各地如何严格保持刑事和解不诉适用条件和处理方式的统一性,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由于不同地区、不同机关的处理模式的差异、其所适用和解制度的不均衡,必然会导致对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实际处理的不公正。在实践中同一个案件在某个地区可能和解,在另一个地区和解的可能性就非常低;在这个地区和解后最终处理结果是撤案,在另一个地区则相对不诉,甚至是建议法院从轻处罚或判处缓刑,仍然留下了前科。各地不同的处理方式加大了刑事和解制度实行的现实难度,使群众产生了刑事和解制度就是“拿钱买个不起诉”、“花钱买刑”的疑惑,影响到他们对司法的信任程度。 　　(二)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适用的条件和范围不确定 　　尽管在实践中刑事和解主要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但随着近年来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实践开始向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拓展,不少学者也提出可以将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至重大刑事案件和单位犯罪案件。笔者认为应当严格限制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适用的对象与范围,如果盲目扩大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适用范围,那么行为人就得以在权衡利弊时将刑事和解带来的好处计算在内,这将极大地冲击刑法的预防功能,甚至促使行为人更为积极主动地实施犯罪行为。同时刑事和解不诉范围的扩大也必然带来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和类似案件可操作空间的扩大,容易导致刑法适用的不公平,也更容易滋生腐败。实践中,一些司法机关在解决当事人上访案件时,为打到息诉罢访、维护稳定和谐的目的,动则援用刑事和解制度对案件作出处理,其违背了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实质。因此,必须严格限制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宽严相济”,“能宽则宽,当严则严”,才能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积极效用。 　　(三)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启动阶段和程序不明确 　　刑事和解不诉的启动阶段和启动程序在实践中也没有统一的规范。有的案件在公安机关就已经达成调解(如大量交通肇事案件在公安机关已经调解完成),在公安阶段能否提出刑事和解不诉的要求,由谁提出?有些案件在移送检察机关时尚未调解,在检察阶段由谁提出调解(被害人及其家属、加害人及其家属还是有检察官来提出)?调解人由谁来担当?赔偿标准以及调解协议效力认定等都是刑事和解不诉制度构建所需要解决的问题。调解完成后案件的处理模式及对刑事和解的监督完善也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三、构建我国刑事和解不诉制度的设想 　　(一)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适用的条件 　　刑事和解不诉制度适用条件包括三方面:一是加害人的有罪答辩,即加害人构成犯罪并且自愿认罪。无论是在传统模式下还是刑事和解模式下,认罪服法才是司法机关对加